一直都有国内，特别是粤省一带的偷渡到香江发展。
为什么他们要去香江？
还是因为国内太穷，穷到自己都养不起。
在国内，现在普通农民吃不饱，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几块钱。
他们成功偷渡到了香江，轻轻松松几百块，甚至上千港币一个月。
甚至，更多聪明人成了香江的富豪。
想到这里，老先生也是叹了一口气。
“你的父亲和老家还有联系吗？”老先生问道。
“以前应该还有书信联系，我听父亲说过，一直都是断断续续。”
老先生又是点点头。
这个时代，国内真正能够用得起座机电话的，也就是燕京，申城一些机关单位而已，普通人根本就没有。
全部加起来，国内还没有到两百万户。
这种情况下，粤北那边又怎么可能和杨继荣经常联系？
“你父亲对于老家还有感情吗？”
“有的，我父亲做梦都想回老家看看。”
听到杨铭那样说。
老先生终于松开了一口气。
他也知道，有些人从国内偷渡到香江，几乎是九死一生，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香江活下来，怎么可能不对国内有一股怨气？
这样，他们又怎么可能对于国内有感情呢？
他们是千辛万苦跑到那边。
说起杨铭父亲是偷渡到香江的，又不得不说起历史上的逃港潮。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基本结束的内地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江的行为，其原因起初是政治原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江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江的奔涌潮流。
以鹏城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鹏城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粤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当时在粤省偷渡香江，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方式，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鹏城湾，到达香江新界西北部元朗。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鹏城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江，粤省人戏称为扑网。
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
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
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
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社团性质，有蛇头，自然也就有这些人蛇，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蛇往往不惜倾家荡产。
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城和鹏城之间，距离香江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去年，1977年11月，复出后的老先生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粤省，当时叶老先生与他同行。
粤省主要领导向老先生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事件被捅了出来。
正当粤省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老先生却出奇的沉默。
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
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老先生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
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江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鹏城的罗芳村过去的。
最高决策者老先生从逃港这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