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棉布是穷人才穿的，它一眼就可以看出。细棉布则是巴黎的时尚女性穿的，大革命之前的贵族穷奢极欲，穿的都是丝绸，细棉布虽然暴利，但是它的成品价格比丝绸要便宜多了，更何况它比粗布有更好的亲肤性，穿在身上柔软舒适，就算是男装也需要细棉布做衬衣。 印花机也和乔治安娜想象中放进有染料的水里浸不一样，它是由很多个滚筒制成的，视花纹的复杂程度决定有几个滚筒，每个滚筒上有一种颜色，类似印刷报纸的机器，印完一种颜色后印下一种颜色要对花。它对滚筒要求很高，调试设备也耗时很长，然而工作起来就不需要太多人工干预了，一旦准备好只要滚筒上的图案不会因为磨损而模糊，它理论上可以无限使用，印制几百万码的织物完全没有问题。 迪耶普能制造美丽的牙雕，雕刻精美的滚筒没有问题，但是就像之前在伊夫托视察时夏普塔尔发现的，丝绞必须均匀，绞线染色才会均匀。棉花的吸水性要比羊毛好很多，估计不会有哪个主妇会把羊毛衫水洗，而印复杂花纹容易因为染色不均匀而毁了一块布，所以迪耶普即便有制版的优势，还是不能印染很复杂花纹的布料。 英国的专利法只保护专利14年，当约翰·贝隆的专利到期的时候，议会不允许他继续延长专利，取而代之的是纺织业者们给他捐了1万多英镑作为补偿。 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机根本就没法申请专利，因为这部机器一半是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它公之于世，要么将它毁掉，克朗普顿的做法是将它公之于众，同行们也给了他补偿，总共67英镑六先令六便士，其中有一部分还不愿意认捐，他拿到手里的恐怕更少。 而这种纺纱机是高度机密，工厂的窗口很小，想要偷看的话要爬到梯子上去，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不过就算他防得住外面的人却防不了自己人，1791年的时候有个叫罗伯特·皮尔的工人想要和克朗普顿合伙，被他拒绝了，后来罗伯特·皮尔自己开了一家纺纱厂，短短十几年时间他就成了下议院的议员，而他的儿子也进入了牛津读书。 克朗普顿的父亲是个农夫，阿克莱特则是个乡村牧师，如果按照中世纪行会的规定，他们要先做两三年学徒升为帮工，经过两三年才能成为匠师，然后他们才能独立开业。到了行会后期，取得匠师独立开业变得越来越难，必须在会长面前做出一件“杰作”，以限制帮工成为匠师。 而且行会不允许使用超出惯例的工具，为了防止会员之间恶性竞争，每个会员的产品数量、质量、价格都有严格控制，防止削价竞争，即便有技术革新，技术管辖权也在行会手里，而非个人手里。 在意大利等早期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中心，行会施行的时间比英国要长得多，同时当英国的行会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的同时，大陆的行会制度还有残余。 就像夏普塔尔说的，如果没有那种自由，技术进步是不可能的，只要继续坚守传统，马赛皂过个两百年还是路易十四时期的那个配方。 毛纺织业行会互相监视，而棉纺织业则是防止对方偷看、偷学，虽然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却走的是南辕北辙的路。 克重是粗纺毛呢的重要指标，常常是克重越高，质量越好，价格也就越贵，相反克重低的面料价格低廉，质量也会差一些。 就像之前乔治安娜拿在手里的布，它们是等重的，可是面积不一样，重量除以面积，单位平方米的重量也就不一样了，也许a块布看着比b块布大，可是a的密度比b低，a用的经纬线数量也就少了。 另外一个就是支数，如果一磅的棉花纺纱可以纺8400码的棉线，这种就是10支纱，16800码就是20支，纱线也就细了很多，一般40支以上的才能称之为高支纱，这需要优质的原材料和高档设备才能纺成。在等重的情况下，高支纱的密度要比低支纱密得多。 至于幅宽的问题则以窗帘为例，有的窗户是细长的，从天花板落到地面，这样的窗户要很长的窗帘，也就是窄幅布，如果窗户很宽就用几块窄幅布拼接而成。如果窗户很长、不高，则用宽幅布，一整块就够用了，不需要拼接。 总之这一行的“水”可能比海还要深，她要是跟21世纪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们说，她和他们心中的偶像讨论窗帘的问题，估计会被笑死。 但她觉得这是“和平”的一线生机，网眼变细了，一些不适合的人就会退出，很多人是看着棉布的暴利才干的。等他们发现工艺如此复杂，要改设备需要投入资金还要停产停工就会冷静下来了。 不只是英国，法国这边的人也可以防住，细棉布很轻薄，然而现在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形成标准，也就是所谓的不合格、退货的标准，反正这个时代的人已经疯了。 发明骡机的克朗普顿后来又开了一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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