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答曰荆门，然后“在世刘伯温”就被请去了知府大牢。 还没过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于，也不姓孙，更与孙大有没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这种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讯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写了一份供词。 他说他本人因为附近有孙大有谋逆案，未免牵连，故而脱逃。富阳县令看过了王秀才的供词，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钦犯孙大有，上堂后因为县令威胁要用刑，王秀才又说自己姓孙，孙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谋逆，而且还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号是要诛九族的，然后他就跑了。 知县阅过卷宗后发现，湖北通缉的王、孙、于嫌犯年龄在16岁到30岁，堂下之人有60岁了——他要是没那个岁数也没有白胡子摆出“仙风道骨”的模样，审了半天知县和典吏也没搞懂事情的缘由，最后他们只好把“半仙”送到省城处理。 也有那么凑巧，当时的浙江巡抚爱新觉罗·永德以前炼过丹，追求长生的道家在八旗贵族之间很流行，他从“半仙”行李里找到了《道德经》、《阴符经》、《诸真录》等道家著作，还有些算黄道吉日的书，都算不上禁书，唯独一本《汗漫游草》的诗稿，即便里面没有“反清复明”的文字，也充斥着诸多抱怨。 文字狱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规矩，只是做做样子，把夹棍夹在“半仙”的脚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长堪察地理、风水、行医卜卦，进来家道贫困，欲外出觅食，原想去河南访友，到了樊城河道干旱，于是掉头去了安庆、苏州、杭州等地，最后到达富阳，因穷困潦倒，最后靠卖卜谋生，怕人耻笑，所以隐匿了真实姓名。 由于平时爱读道家著作，喜讲修炼之法，就想骗些银钱度日，所以才在扇面上写了“仆游无价之珍”等字样，没料到在富阳被典吏当成朝廷钦命要犯，实际上他与孙大有毫无瓜葛。 爱新觉罗·永德考了考王秀才，万一是个世外高人呢？ 然而王秀才却说了一大堆没用的，或者说是淫贼觉得有用的，把爱新觉罗·永德弄得哭笑不得。 最后查明王道定和孙大有案没有关系，与叫魂案也没有瓜葛，但他的诗集《汗漫游草》却坐稳了文字狱，并且假借炼丹修养之术意图害人，在判处王某杖责一百后又流三百里。 元代名画家黄公望曾做一画，名曰《富春山居图》，所绘的就是流经富阳的富春江景色。 虽然是个巡抚，让爱新觉罗氏来当有点“大材小用”，但那可是个好地方呐。 其他进士如果外放基本上都会去一些穷乡僻壤，好位置基本上没汉人的份。 大家都知道大学士的女儿漂亮，科举制度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殿试三甲分为状元、探花、榜眼，中状元肯定是好彩头，但是中探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探花也许文采不是最好的，却是哥三里最帅的，即便“乙之”，那也是很得意的。 顺治十四年秋，顺天府举行科举大考，主考官是翰林院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 此科取进士206人，而参加科举的“八府之秀”有四千人，又有拔贡、岁贡、官生、民监一千七百余人，为了考试中榜，很多人都千方百计疏通“关节”。 当时的副考官李振业为大理寺左评事，他年少轻狂，拿了别人的银子。然而嘱咐太多，名额有限，于是他与同伙就私下“权衡取舍”，只是取舍的依据不是文采和才学，而是爵位高的必录，爵位低的“乙之”；财富多的必录，财富少的“乙之”。 等张榜的那天，人情大哗，一些知道舞弊内情的生员或落第着跑向官府举报，刑部和吏部出来受理此案。 李振业和他的同伙们被判了斩刑，家产充公、妻子等流放，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也受到了牵连。 曹本荣是湖北黄冈人，顺治六年探花，此人自幼勤奋好学，精通经史，学从王阳明，甘贫守道，中榜后为顺治帝讲《易经》，被学界尊为清初易学大家。 科举案并没有让曹本荣的仕途遭遇太大波折，他在当年降了五级，次年又官复原职了。 可是他这人体弱多病，年仅四十四岁就去世了，所遗之物除了书籍外再无长物。 当时有人将他与商周时期的箕子、宋元时期的许衡并论，并且还认为他超越了王阳明，成了曹子，或称文靖先生。因为他太过清贫，甚至连入殓的钱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结婚生子，不过他收养了一个名叫谭风祯的汉阳人的儿子，这个孩子他视如己出，这个小儿长大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姓谭，一个姓曹，而这个曹姓男婴就是曹曦的祖父。 即便不是和曹本荣有真正血缘关系的儿子，也一样继承了曹本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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