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九皋的指挥之下，山岗上的明军炮阵已布设完毕，大小各炮正在紧张调试，校准射程与射界，清理炮膛、装填子药和炮子等等准备工作。 依神机营的固有战术，这些火炮将布设在战车排成的车墙之后，依据各炮射程分为几个批次轮番发射，再以军士手中的火铳和火箭车配合使用。 如此，远近相宜，铳炮、火箭等各类炮火源源不绝，轮番轰射，直至来袭敌人前军崩溃之时，列于炮阵后的骑军，再密集冲杀而出，驱退残敌，追击以扩大战果。 此种战法形成于成祖北征之际，已在大明传承了二百余年，所以说神机营的战术还是很成熟。 只不过，每到王朝末期，许多前时成型的制度、战法等等都会崩坏，神机营就在此列，现在的神机营已没有能战之骑兵，而只剩下躲在战车后，胆战心惊打炮射铳的火兵罢了。 就见炮阵上诸门火炮旁，都有好几个炮手伺候着，观测手、装填手、清膛手等诸兵一一具备。 这些兵士中就属那些观测手，盔甲最为华丽光鲜抢眼，一看就知是勋贵子弟，因为他们的言语举止之中，都有类似陈九皋、符应崇的味道。 红夷大炮自万历年间传到中国后，因其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并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当时便被福建地方有所仿制。 而后，由于辽东战事频仍，于天启二年，以徐光启为首的西法党通过教会从葡萄牙人手里引入的火炮，被首次叫做红夷大炮。 自此便开始了大批量仿制和改进红夷大炮的进程，明朝仿制并改进的铜铁复合版红夷大炮，曾在葡萄牙裔东亚历史学家托尼奥·安德拉德所写的《火药时代》中，被称为“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好的火炮之一”。 而在大明朝廷内部，也认为红夷大炮的观瞄与打射之术，实乃军国秘技，不可使北虏与东奴知晓，亦不可使内地流寇知悉，因此只让可靠的勋贵子弟习练操用。 所以，在京中各营的炮手，多选自勋贵子弟与京卫各营子弟。 炮阵才刚刚布设完毕，余者神机营诸将士，则手持精良的鲁密铳，列阵于炮阵周边的战车之后，作为护卫之用，個个皆是衣甲鲜亮，威风凛凛。 而大群原本拖拉炮车的牛、马，则都被赶至丘陵山岭的后面谷地林间，由驳手和车夫们看管着。 太阳缓慢爬升，阳光照射下来，神机营的观测手们持着千里镜，还有一种叫做矩度的方形测量尺子，紧张估算着远处娘娘庙的精确距离。 矩度，明人称之为方器，是一种铜质的正方板，板的乙丙与丙丁两边，各均分成十二等分，然后从甲点向各分点作一联机，名之为度，每度还可依矩度之大小再加以细分。 除了诸多刻度之外，方器敌方阵地的精准距离。 这些观测手可能是临战经验欠缺，略为紧张了一些，又或许是操习不勤，技能略有生疏了，好半天都没有推算出娘清军寨墙和娘娘庙炮阵的远近距离。 红夷大炮，其实不可以预先装填弹药，因为你不知道要轰击的目标距离，而不同的距离，所用的发射火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需战场上依据测量所得，临时取用装填才行，这就很考验炮手们的测量水平和熟练度。 看他们样子，魏知策面上略有些不屑之色，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反复计算个老半天，还好此刻不是双方激战之时，否则这些炮手都不知要死了多少次！ 不过，当魏知策看向前面中军处众人时，便是蓟辽总督洪承畴，都在那边耐心的等待着，丝毫没有显出不悦的神情。 可见在大明朝，对于这操炮一事，众人并未有过度的关注，不论文官武将，都只是肤浅的认为他们很神秘，火力也很威猛。 但却极少有人深入的研究其原理与操习之法，因此，并未觉得这些神机营炮手和观察手有多差劲。 便如当时的百姓对于文人也很是尊崇一样，正因为文字的不普及，所以就越发显得神秘，随便一个劣等文人，在普通百姓中也如圣人一般。 神机营的观测手们观察完毕后，又互相争议了一阵，才最终定准敌方的确切方位，观测官大声喝道：“贼奴娘娘庙炮阵，距我八百七十五步！” 立时此起彼落的声音响起：“距我八百七十五步！” “铳高五分四度！” 调炮手们又开始使用起圆器，也就是铳规，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 立时便有较正手，拼尽全力转动着每炮后的螺旋铁柄，快速调整起炮管仰角度来。 “距我八百七十五步，铳高五分四度，用药五斤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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