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执行紧急状态可不是一件小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旦开始执行紧急状态，就说明国内或是国外发生了某种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件，面对这一事件，国家不得不动员起来，采取某种特别的措施来解除危机。 毫无疑问，考虑到紧急状态的特殊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种临时性的政策都不是随便就能执行的，它需要履行非常复杂的程序。而根据联盟宪法的规定，国家要想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哪怕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紧急状态，也需要由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书记提请，在经由部长会议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开展实施。这一系列的程序中，缺乏了任何一环，都属于违法的。 在维克托前世的世界里，一九八九年，联盟的最后一届中央领导层，就曾经试图颁布紧急状态令，以挽救面临覆灭局面的苏联。最终，那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参与行动的一干人等都被定性为“叛乱”，而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当时执行的紧急状态令并不符合宪法所规定的的程序。 当然，历史这个东西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不符合程序的行动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规，并不是单纯以程序和规定来判定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最终的获胜者是谁。就像苏联落下帷幕之前的那一次行动，如果胜利属于颁布紧急状态令的那一方，那么行动自然就是合法的，至于不符合宪法规定的那一部分，将被诠释为“某某等人在苏维埃最危急的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挽救了联盟，挽救了苏维埃”。但是很可惜，那次行动的最终胜利者并不是行动的一方，而是反对行动的那一方，所以，整件事的最终定性自然就是叛乱了。 作为一名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人，维克托当然很清楚采取紧急行动所需要执行的程序，他当然也知道违规采取紧急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在这里必须认清的一点是，当前联盟的核心领导层内尽管有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可以预见的一点是，随着斯大林同志病逝，并彻底退出联盟的政治舞台，今后一段时间里，为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相关的斗争还将进一步激化，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斗争始终是局限在政治方向上的，其目的终归只是为了政权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在肉体上消灭某一方政治力量。 说到底，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两方在政治路线上，是不存在太大分歧的，他们只是在农业政策、民族政策以及部分工业政策方面，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而这种不同主要偏重哪一方的问题。换句话说，两人在立场上不存在阶级性的差别，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他们之间差别，就像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一样，尽管总是在吵嘴，总是在争权夺利，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性却是一致的，双方即便有争端，也不至于会要对方的命。 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同志政治初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带有路线分歧的，就拿富农的问题来说，有反对富农，要求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人，也有支持富农，认为应该给与富农更多权益的人，斗争的双方完全是站在两个对立面的，根本不存在媾和的可能。 在维克托看来，若是联盟当前的政治斗争是斯大林同志初期的那种状态，那么他们推动实施紧急状态，并以此来限制和打压对方，还是可行的，因为双方原本就处在势不两立的境地。但问题在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斗争还没有那么残酷，若是贸然推动紧急状态，那么可以预见的将来，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了，作为破坏规则的一方，马林科夫也要有承担反噬的心理准备。 最重要的是，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真正从中获益的人就成了贝利亚，他可以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尖锐对峙中稳坐钓鱼台，尽收渔翁之利。 所以，是的，维克托反对在这个时候实施紧急状态令，他看不到在这个时候实施紧急状态令对马林科夫有什么好处。 “维克托，你应该明白，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程序，”贝利亚显然是看出了维克托的意思，他径直说道，“如今的联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般平稳，这一点你是知道的，维克托，你有着别人不具备的优势条件，你可以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情报信息。美国人的侦察机在远东、在高加索、在中亚四处活动；那些打着各种幌子试图进入联盟的间谍、情报分子，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几个；联盟各个加盟共和国几乎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分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威胁，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稳定的威胁。”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支，这才继续说道：“不管我以及和相似的人与斯大林同志有什么样的矛盾，也不管他们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遭受了何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回避的一点是，正是因为斯大林同志的权威，或者说是，是整个联盟对他的不正常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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