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李至刚确实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能让堂堂一部尚书，这种中枢顶级大佬被送进诏狱，事情当然不简单。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由夏原吉给姜星火细细讲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害纠葛，让姜星火都有些为之侧目最要紧的是，这件事究其根本其实跟姜星火是脱不开干系的。
李至刚这上半年本来还是很风光的，因为如之前所述，他接了个大活——操办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忌辰。
这是永乐元年最重要的庙堂活动，没有之一。
李至刚若是安心去办这件事，没人敢动他，但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李尚书是个不太能闲得住的人，对其他事情，哪怕跟他的本职工作无关，他也得发表点意见。
大佬也是人，说的通俗点，李尚书比较喜欢蹭热度显自己。
显然李尚书完全没有汲取洪武朝、建文朝两次入狱的经验教训，在尝到提议将北平府改为北京顺天府的甜头后，又开始故态萌发揣测上意了起来。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姜星火当初关于“舆战三策”的后续，也就是永乐帝试图以御史来钳制言路，为变法革新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永乐帝座下有一鹰一犬，这里面的“鹰”，也就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瑛，自然是干这件事最好用的工具人。
陈瑛刚提了左副都御史，手下缺兵少将，正好最近在国师祈雨过后，国子监里面舆论分为了不同的几个派别，吵得还挺凶，于是他向永乐帝请命，从国子监里挑点人来做御史，充当马前卒。
对于这种事，永乐帝自无不可。
陈瑛选了监生孔复、杨钝、张文明、李时秀、蒋彦禄、欧彦贵、何器、刘先等八人，直接提拔为为监察御史，然后又凑了原有的八个御史，把两京十四布政使司（建文四年拆分新增了黄淮布政使司）的人手凑够了，命手下的监察御史们分别前往巡视，重点监控舆论。
永乐帝很重视这件事，因为自从找一堆宿儒修了《永乐大典》/《大明百科全书》以后，骂他的人明显少了，所以本着让所有喷子都闭嘴的念想，朱棣亲自见了这些即将被派出去监控舆论的御史们。
陛辞的时候，朱棣说的挺情真意切的：“朕乃君父，百姓皆是赤子，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温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有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事情到目前为止，尚未失控，最多是国子监的监生们，看到陈瑛提拔的都是支持变法的同学，心里有些忿忿不平，说些怪话罢了，也倒也没什么.眼红嫉妒别人的崛起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原本大家都是同学，凭什么你一飞冲天直接进都察院当官，从此以后在内居家是娇妻美妾享受自在、在外出巡是仪仗开道威风凛凛？
但是这时候李尚书坐不住了。
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的他，某天晚上仍不忘喝点小酒，然后挑灯夜战挥毫泼墨，写了一封二百五十五个字的小作文蹭热度。
“论道经邦，必求贤才，兴利除害，必开言路，昔高皇帝励精图治，听纳无遗，三十年间，化行俗美，皇上即位以来，悉遵成宪，广开言路，博采群谋，凡有可行，无不听纳。
然无知小人，往往假此为名，或搜求细事，钳制诸司，或怀挟私譬，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摇，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德，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
诚宜榜示天下，果有益国便民之事，虽百工技艺之人，皆许具实陈奏，若官吏人等贪污、颠倒曲直、酷虐良善，及婚姻、田土、军役等事，必命自下而上陈告，若有假以实封建言，暮越上司，径赴朝廷干冒者，治以重罪。”
——这下坏了！犯众怒了！
李尚书本来是想蹭个热度，结果开团冲的太猛，把自己陷进去了，回头一看，队友一个敢跟的都没有。
就是陈瑛这般如张汤、主父偃一般古之酷吏的人物，可都不敢公然说要给“假公营私的谏言”的人治罪！
这是古代宦场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因为“为国为民的谏言”和“假公营私的谏言”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李至刚喝醉的时候想的很好，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很容易就会导致一旦有政争发生，那么所有人都被扣上“假公营私的谏言”的帽子。
这样一来，谁还敢进谏？可不让官员进谏，那就是剥夺了官员的话语权！
而联想到眼下姜星火在江南做的势头凶猛的变法浪潮，再结合永乐帝派出御史巡视两京十四布政使司的举动，官员们自然而然地会考虑，这是不是永乐帝授意李至刚上书的？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连任何意见都不能正常表达了？
李至刚酒后写的这封奏疏，无疑是破坏了庙堂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