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躬身送走皇帝，奉天殿内，内阁众人将誊写的廷论草稿递给了户部尚书夏原吉，交由他进行整理撰写。
而这项工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的话，跟给大行皇帝写遗诏是一个性质
总之，外面人能看到的、流传在史书上的记录的官方版本，都在夏原吉这支笔上了。
五军都督府的四位国公和其余的五位尚书都离开了，除了姜星火、夏原吉，这里只剩下了需要互相印证和解释会议记录的内阁“三杨”、胡广、金幼孜等五人。
在夏原吉对比内阁材料进行整理的同时，姜星火也拿了杯茶水，坐在内阁众人对面说道：“诸位，此番廷辩，不仅是对于大明经济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性的更新，同时也对于大明未来十数年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值得我辈铭记。”
说完，姜星火打量着内阁众人的神色。
姜星火当然不是在呆着无聊说废话，而是在尝试了解大明初代内阁成员对于此事的态度，毕竟这些人，尤其是其中的“三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一定会成为大明的柱石。
内阁众人也当然清楚国师不会无的放矢，不过胡广这种墙头草自然不会随意表态，所以装聋作哑也就不意外了。
而金幼孜背靠朱棣，他并不太想与姜星火有什么交集，所以也没说话。
杨士奇手里收拾着笔墨，沉吟片刻后说道：“在下以为，此次廷辩确实值得铭记，主要依据除了对过去王安石变法的剖析、总结之外，最为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对大明未来形势的预研与判断。”
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杨士奇看似什么都说了，实际什么都没说。
杨荣倒是果决敢言一点：“在下建议，这份廷论中，还是要加上‘四民皆本’，只不过不是在其他地方加，而是在举例北宋经济情况的地方加，并且要强调这一国策对北宋商业繁华的重要性.毕竟这条规定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促使大明能在未来十数年里，尽全力推动商业发展的基石。”
杨荣这便是选了个看似很重要，实际上颇为无关痛痒的事情来表个态了。
不过姜星火倒也没有说什么，像是“三杨”这种传统士大夫类型的治国人才，能让他们意识到商业和商税的重要性，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人脑袋里的东西往往是最难改变的。
杨溥性格谨慎，思考了几息，也赞许地说道：“勉仁所言有理，‘士农工商’到底是是要维持重农抑商，还是改走四民皆本，不好轻易下定论，必须要谨慎对待，但朝廷总得有个态度，并且要将这个态度传达到各个衙门。”
这么一圈下来，姜星火对于大名鼎鼎的“三杨”都是什么性格、能力如何，也有了大约的评判。
怎么说呢？也无怪乎永乐帝驾崩以后，大明历经洪熙-宣德-正统三朝，越来越战略收缩，越来越拉胯了.宣德二年废交趾布政使司、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宣德九年内迁奴儿干都司、正统五年旧港宣慰司易主。
永乐朝二十年对外扩张的成果，基本都在眼前的“三杨”手里被废了，华夏从走在地理大发现最前列，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正如人生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能影响人一辈子的命运一样，对于国家来讲同样如此。
“三杨”固然让大明休养生息、节省财政，固然让大明海清河晏了二十年，可“三杨”下台后，大明也随即到达了盛极而衰的时刻，并没有逃脱走下坡路的命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姜星火觉得，既然前世的历史上，由“三杨”这种文官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掌控下一个时代的朝政，得到的结果是如此，那还不如及早培养能把自己政策执行下去的人才。
虽然变法刚刚起步，但姜星火不夸张地说，确实已经在考虑以后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事情了。
这不是姜星火半场开香槟，而是确实值得考虑。
今年是永乐元年（1403年）如果按前世的历史，永乐帝还能活二十一年，到了1424年，没有意外致死的情况发生，姜星火也就才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而姜星火与朱高炽、朱高煦是同龄人，甚至比“三杨”还要年轻，不夸张的说，姜星火只要能在大明的庙堂中始终站住脚，最起码可以做到跟“三杨”一样，把大明带到原本土木堡之变（1449年）的时间节点，所以姜星火并不需要“三杨”来继承他的政治理想。
姜星火需要的是在变法过程中培养出一批人才，然后把大明发展好，如果于谦能被他所教导、改造，那么在第八世结束的时候，姜星火可以安心地把大明交给于谦。
至于于谦以后管那么多又真能管得过来吗？
诸葛亮选继任者，选了蜀汉三相，最后也不过是维持了三十年罢了，姜星火没有狂妄到觉得自己比诸葛亮还强。
到了八十年乃至一百年后，不管是因为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蓬勃发展的商人阶层登上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