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切列姆霍沃投降的俄军战俘们，被北海军陆续押送到了位于乌索利耶以东的一处荒原上。此地位于安加拉河的对岸，距离乌索利耶的直线距离差不多有三公里。 在这片原本布满荒草和灌木的原野上，数千名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临时雇工已经紧张忙碌了好几天。这里面有只有少部分是先前的定居者，其他大部分都是去年和今年被运来的岛国和带清的新移民。 由于被俘的俄军实在太多，北海军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战俘营,于是当俘虏陆续抵达后，他们便在北海军的看押下自己修建。 按照北海特别区治安警署的要求，所有砍伐下的原木在去掉枝杈后，便在简易木工床上将其加工成长三米、直径二十公分的木桩；当然，要是砍下的原木差不多就是这个尺寸，那就直接拿来用了。 所有木桩按照两米的间隔,被埋入地下一米深，在大地上围成了一个个横平竖直、一百米见方的格子。木桩之间用带有蝴蝶形刀片的铁丝相连,从距离地面三十公分的高度开始,依次间隔，一共拦了六道。如此，就形成了一个一万平米的正方形区域，比一个标准足球场略大一些。 终归是人多力量大，再加上夜晚的寒风已经有些刺骨，沙俄俘虏们干的很是卖力。从9月初开始，已经有十几个俘虏营区被围了起来。 那些从战场上缴获的俄军物资在经过初步检查后也被运抵此处，像帐篷、毯子之类的物品在泼洒了大量生石灰粉消毒后，被陆续分发下去，这样也能保证战俘们有个最起码的住处。 俘虏们进入营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挖厕所，这一命令在俘虏中引发了极大不满，最先要做的应该是盖房子遮风避雨啊！不过对于俘虏们的抱怨,一名在现场干活的伊尔库茨克市民忍不住好言相劝。 “伙计们，中国人让你们这么做是对的。要知道公共卫生十分重要，否则你们内部将爆发瘟疫。” “公共......卫生？”听到解释的俄军军官露出了错愕的表情，不过他还是被“瘟疫”二字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这年月连沙皇村的皇宫里都没厕所，出门在外的人都是随便找个僻静地儿解决。也就是伊尔库茨克人少天气又冷，这才从未爆发瘟疫。不过现在几万名俘虏聚集在一起，伤病又多，如果不进行强制管理，瘟疫那是妥妥的没跑。 话说那位老太太女皇为什么不在莫斯科的皇宫里呆着，而是长年累月的呆在圣彼得堡郊外的沙皇村？没别的，十八世纪的莫斯科脏乱差到了极点。 从彼得大帝时代起，沙皇俄国的权力中心从莫斯科转到了圣彼得堡后，被遗弃的莫斯科及其郊区便吸引了大量的农奴和逃兵。不断增长的人口制造出了堆积如山的垃圾粪便，除了人和牲畜的，还有屠宰行业和制皮革厂的废水污物。 1770年初，驻扎在摩尔多瓦的沙俄军队中爆发鼠疫，其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战俘和战利品。由于当时的驻军将领向时任上级鲁缅采夫隐瞒了病情，导致当地驻军几乎“团灭”。当年年底，鼠疫传到了莫斯科，于第二年9月达到疫情顶峰，由此导致大量人口逃离，整个城市如同鬼蜮。 眼下伊尔库茨克市政府的那位名为秘书，实际权力等同于市长的马尔科维奇,正是因为那场鼠疫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当初城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商店、旅馆、酒馆、工厂甚至教堂全都被勒令关闭,整个莫斯科被围了起来。城内的居民衣食无着，最终开始反抗。暴徒们将国家的任何紧急措施视为传播疾病的阴谋，甚至还杀死了大主教。 马尔科维奇当初就是因为饥饿，跟着抢劫了一把教堂，于是当暴乱平息并且瘟疫结束后，当时还年轻的他就被送到了伊尔库茨克。 虽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后来采取了诸多措施，但这场瘟疫还是持续到1772年才结束。光是莫斯科的死亡人数估计就有三十万。尽管如此，沙俄帝国并未在之后提升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莫斯科的脏乱差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改善。 自从张敬轩到任后，在伊尔库茨克城内修建最多的公共建筑就是厕所和化粪池，并因此落下了一个“茅厕总督”的外号。 在被北海镇治理的这两年来，依托治安警署和新建医疗系统的努力，公共卫生条例已经成为伊尔库茨克最严苛的法律。任何人胆敢在街道上随意大小便，或是向安加拉河里倾倒粪便、废弃物，乃至洗马桶，一律会被罚款五枚银卢布，外加做苦力三天，负责清扫大街。 虽说这些规定在北海镇和富尔丹城等地已经人所共识，但那些俄罗斯人和雅库特人哪明白这个啊。在北海镇统治的头半年里，每天都有人被押着扫大街，甚至还包括了五大家的人。 来自顿河的哥萨克士兵希什金懵懵懂懂的走进一间宽大的帐篷，进去后他发现这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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