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要开科举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布告贴出之日起，仅过了七八天，连满清治下的莱阳、栖霞、登州府三地都听说了。 今年是乾隆五十八年，干支癸丑。根据满清的科举制度，逢子、午、卯、酉的年份才会开设乡试，但问题是去年的乡试刚刚结束，眼瞅着再有一个月，京城的会试就要开始了。 北海镇科举的消息虽然放出来了，可城内和十里八乡的秀才们都不敢掺和，只是观望，毕竟满清还没倒台呢。 要说清代的秀才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据了最高的地位，乡间政令和德化的传播主要就是依靠他们。这主要是因为进士都去外地做官了，举人居乡的也不多；有的当县丞，有的当教谕，还有的就是给官员当幕僚，最不济也能当个书院的教授。平常要是走在乡间看到有戴着金圆顶子的人，多是秀才，老百姓对他的尊称只有“先生”二字，连姓都不敢叫。 然而对于那些在“文童试”中被斩落的童生们来说，北海镇的消息无疑于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尤其让那些贫苦的童生怦然心动。 要知道清代“文童试”的通过率极低，全国平均下来仅有百分之一，比举人的会试都低。后世的高考录取率与之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 历史上那位著名的“上帝之子”洪某人，15岁就通过了县试，之后四次参加府试均名落孙山，以至于受到沉重打击，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不过对某些超级学霸来说，少年登第也非难事，比如12岁就考取秀才的袁枚、梁启超和蔡锷。 有清一代，官方一直严格限制各地“文童试”录取生员的数额，所以这年月能考中秀才的，属于绝对的幸运儿；过了便是一步登天，立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只要不瞎折腾，绝对没有“穷秀才”一说。 明清治下，每个县的秀才都有定额，大县三四十名，中县二十余名，小县十余名。如果某地学风浓厚，应考的童生多，难度就大；反之就容易。比如文教荟萃的安徽桐城，每科参加“文童试”的多达三四千人，录取名额仅二十五个，五六十岁通不过“县试”的人比比皆是。 登州府因为海贸发达的缘故，自来文教兴盛，单是乾隆二十七年考取的举人就有275名，在整个山东名列第三，所以“文童试”的录取比例连1%都不到。 假使某人没有考过童生，即便读了海量的书，也只能叫白丁；如果此人自学成才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某某”。 对于海量的“童生”群体来说，他们虽然还不属于士绅阶层，但也是一种阶层，否则为什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呢？ 这类人如果有了诉讼，到了堂上，虽然也会跟平民一样跪着回话，但县官问话时都会比较客气；若是五六十岁的老童生，只要不是大案，或是只作为证人，县官可以令其站起来回话，已经是极大的体面了。如果只是平民，无论多大年纪，县令也不能让其站着回话；因为这是体制问题，县令也不能违制。 宁海州，州城。 郭玉穿着一身北海军墨绿色军服，扎着条武装带，腰里别着铁尺，急匆匆的走在大街上。两旁的店家也好，摊贩也好，看见他没有不点头哈腰的，一个个俱是笑脸相迎。 “郭老爷，进来坐坐，喝口茶歇歇脚。咱这街面上的事啊，都指望恁了。” “郭捕头，这身新官衣看着可真神气！” “哎哟，是玉哥儿啊！今儿早上刚宰的大肥猪，给恁留了二斤上好的五花。瞅瞅这膘，足有三指厚！” “郭捕头，铺子里刚进了些山货，小人都给恁留出来了，拿回去给老太爷炖鸡泡酒，大补！” 看着满街都是擎着给自己上贡的，郭玉心里既得意又烦躁，理也不理，只是摆着手，脚下不停。 自打吃上军管会的公粮，郭玉家每天登门送礼巴结的、请托谋差事的、甚至还有说媒拉纤送闺女当老婆乃至小妾的一大堆，搞的家里跟开了集市一般。然而军管会的人说了，过些日子治安警总署的人就会到，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弄出纰漏。 走到城隍庙附近，向东转到一个小巷子里，郭玉便来到要找之人的家门口，谁知隔着门就听见里面正在吵架。 只听一老者道：“嫩每日在外代人写书信，总能赚个几十文钱，买了猪头肉、飘汤烧饼，只顾着自己嗓子眼儿快活，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难道嫩的老婆孩子要我替你养着？总归是我女儿，倒也罢了。嫩跟张屠户赊了猪头肉不给钱，人家隔三差五便来问我要，哪里来的晦气！” 此时就听另一人道：“老爹，假使这猪头肉是您老人家自己吃了，总得还钱才是。” “放屁！我若吃了，我自然要还。可这都是嫩吃的！” “前些天送过去的那一大碗箍扎儿（饺子），您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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