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结果寺内寿一一上任，寺内勇就被抓了一个典型。 别看寺内寿一对外人宽容，甚至带着士兵公然去砸警察署，但是为了整治大阪师团的风气，对寺内勇下手是极狠。 当着众多士兵的面，寺内勇被自己叔叔拿着马鞭抽的皮开肉绽。 是以，在寺内寿一任职的两年内，大阪师团的风气在明面上有所好转，记住，只是面上。 这也导致寺内勇现在看见寺内寿一都吓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阪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阪师团师团长，虽然大阪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阪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阪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阪师团。 两年后，大阪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阪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佐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阪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阪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阪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阪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 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阪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阪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阪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阪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阪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阪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阪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阪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阪师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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