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柱口述，夏大根写就的流求公司半年工作汇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时间，在五月下旬才送到崇庆府。这封信也是用密码写成的，由设立在临安商队带回来的。随着蒙军主力北撤和两汗并立的局面出现，经略汉地的忽必烈无暇南下，故宋蒙两军的之间战事大为减少。眼下从崇庆府顺江而下直到临安，已是畅通无阻。只不过，霹雳军商队的经营重点在夷蕃地区和播州，就连泸州、重庆、嘉定等地也只限沿江的州县。临安等沿海地区距离遥远，沿途水匪遍江又关卡林立，并不适宜大规模经商。故定期派往临安的只是小规模商队，除了贩卖玻璃酒具、餐具等高价值商品外，更多的是与流求公司保持联络。
流求公司的工作报告写自景定元年即欧阳轩口中的1260年四月下旬。余柱在报告中称，当下流求公司已招俫六万余人口上岛，这些人口中三分之一来自江南各州县的流民，还三分之二来自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甚至还有少量的高丽和倭人。要说这么大的人口迁移，涉及组织、登船、食宿等庞大的工作，任保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没有风吹草动。实际上，向流求转移人口也确实惊动了当地的官员甚至是守军，只不过南宋官员和蒙古官吏的反应截然不同。
南宋地方官被辖区内的流民搞得食不甘味，遇到灾荒年还得组织赈灾，生怕这些活不下去的贫民四处闹事，抢劫富户地主甚至冲击衙门。要是富户被抢了或者贫民们揭竿而起，丢掉官帽算是小事，脑袋掉了也可未知。那些富户地主多是豪强人家，背后多有达官显贵，根本不好相与。灾荒年穷人卖儿鬻女，富人们却趁低价购地，江南的膏肥土地便逐渐聚在他们手中。“劝人出钱，如纯刀割肉”，地方官让他们拿出粮来赈灾，便是哭穷，逼急了便称要到临安控诉其苛政。如今有人要主动招俫这些穷鬼瘟神，还按人头给予“辛苦费”，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上司问及这些流民的去向，便可称前往了川西屯垦，或称落草为匪啸聚山林，被自己剿灭了。
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官员则是极为阻止流民的逃跑，违者处死。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严令不得放走一人，对于治下逃民多的基层官吏将给予严惩甚至处死。可汉民遭受到双重压迫，早已民不聊生，风调雨顺的年份倒好，吃糠咽菜倒也能活下去，如遇灾荒年份便只有吃树皮、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虽然逃跑被抓后会被处死，但不逃终会瘦饿而死，不如前往那传说中的人间天堂搏条生路。
眼见治下的百姓拖家带口逃亡却无力阻止，北方那些基层官吏想到接下来残忍的惩罚，索性心一横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话说汉人世侯本就是信奉武力的豪强出身，在其手下为官虽然能吃饱穿暖，但被鞭打辱骂也是家常便饭。那些上司多是粗鲁不堪的军汉，或者本就是被招安的强盗土匪。至于那些蒙古贵族更是这片土地上的太上皇，底层官员及其家属在他们眼中也是奴隶，动辄打骂，稍有反抗刀子便会砍下来。
蒙军和汉人世侯当然不会坐视逃亡。他们一面派人监视村落和交通要道，一面派兵袭击前来接应的船只。只不过防住一时易，防住一时难，仍然有不少难民走偏僻小道逃往到海边。至于派兵攻打接应的船只，更是徒劳无功。在长达数千里海岸线有无数的河汊海港，那些接应的船只行踪飘忽不定，且并不靠岸，而是派小艇载人上船，一有风吹草动便驶向外海。蒙军没有水军，便令汉军世侯肃清海岸。依令出击的李璮等汉军世侯的水军不仅没有追击到那些船只，反倒被游弋的宋军水军打得溃不成军，在损失了数十只战船之后，只得老老实实龟缩在军港中不敢出海。
蒙古人的海上力量比之宋军称之为弱小并不为过。当下宋军虽然在陆地上节节败退，在野战中更是一败涂地，但在海上却可以吊打蒙军。所谓“南船北马”，北方人本就不擅水战，加上李璮等汉军世侯船只总数不过数百艘，且小船居多，船只更多起着运输作用。反观宋军沿海的水军有数千船只，其中有不少战船和大海船。除了装备外，宋军水兵的作战经验和航海技巧上也更胜一筹，可以轻松碾压蒙古水上力量。
早在余柱到来之前，李开鹏便通过朝中枢密院高官牵线，与沿海制置司下设的水军联得了联系，帮助从北方运输难民到舟山。这些水军将领本就有抗击蒙古人的职责，如今又拿了霹雳军的银子，可谓“搂草打兔子两不误”，那里会不愿意？一来二往之后双方便熟络起来。占领基隆后，招募的流民将直接运送到流求，出于保密需要用流求公司自有船只。但招募蒙古占领区汉民的海上运输，仍由宋军水军在北方沿海提供护航。当然，这种护航保护自然要付不少的银子给沿海制置司的官员和水军将领。
廖泥鳅十分眼馋官军的大海船，也苦于缺乏有经验的水手。当下不管是远洋探索还是海军建设，都急需要这大船和水手。基隆之战用的那十艘海船虽然够大，却是商船改装而来，不管是航速还是操控与战船还是有较大差距。而新建战船的周期十分漫长，没有一年半载根本就造不出来，这还是以李开鹏提前聘请了造船工匠，购买了造船工具和大量木材为前提的。话说流求岛上的木材虽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可以用来造船，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