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深圳市看守所”活动，听到监号内有规律地传出一声声“首长好”的吼声。对于这些，我都显得自信和坦然。这恰恰印证了我在18岁当小学教师教学生写诗时自写的打油诗：
吃了咸鱼嘴会腥，偷了东西心会惊；
人正不怕影子歪，唱歌都敢哼大声。
“谨慎交友、警钟长鸣”——这是1994年4月我写在通讯录上，对我曾经给予其事业第一桶金支持的名叫余森的人有感而发的警句。此人以余森地产公司的名义建起了商业广场，但因为他的虚伪和奸诈，为达到自己更大的利益而甘当被人利用的工具。正因为他的无良，帮助他起家的人险些因此栽了跟头。
现在看来，由于我一直保持着这份特有的冷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金钱世界的大染缸里全身而退。
据说，有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两种体制重叠更替期间起家的企业家乘船到了珠江口，当看到江水与海水交汇处时，他的眼睛一会儿发着蓝光，一会儿又混沌无神，只听他嘴上喃喃地说：“最多鱼食的地方，最多鱼儿的地方，鱼儿最自由的地方……，这就下到海了！”是啊，鱼食、鱼饵，淡水、咸水，鱼儿与渔民，船与大海，风险与机会相辅相成、相对相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蝉与螳螂、黄雀与猎人之间的循环之顾。
脚踏实地、丢掉幻想——儿孙应该切记。
最近，我再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颇有感慨。朱先生在文中谈到他20岁时家里遇到很大的变故，他的父亲为了供他读书不但变卖、典当了家产，还担心他去北京读书可能迷路而与他一同出门。他回忆当时看到父亲忙上忙下的背影，而深情地撰文思念他的父亲。
无独有偶，我21岁到广州读书，也是我的父亲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亲自把我送到广东金融专科学校的。
在临出广州的前一晚，我与父亲及与我一起到广州读书而找上门来的黄永寿在县城烈士亭（当时县电影院拆建）看电影。当晚，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心里非常着急，一直在盘算怎么到广州，一个晚上都很难入睡。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我们就起床，父亲把炖好的石柱参让我吃下，三人提着行旅到了县汽车站，上了开往广州的客车。一路上，每过一个县城我都很在意地看一眼自己花了一年的劳动报酬110元而于昨日刚买的广州牌手表，一心想把时间记住。
我们于晚上七点多到了广州，父亲很熟悉地带着我们上了广州市5路公共汽车。在车上，父亲是一个站、一个站地看，生怕错过了路。当到了一德路站，父亲说：“到了！”我们三人便下了车。
下车后，父亲看了周围环境后说：“不对，还差一段路。”
我当时气得就要发脾气，埋三怨四的嘴上说个不停。
父亲也没有多说，领着我们又走了一条街，走进了广东省人民银行的大门。
第二天，他又带我们去北京路找乡亲陈友文伯，在他那里吃午饭，并叮嘱我们：以后每逢星期天没有地方去时，可以买一些烧肉到他家加菜。然后，又领我见了肖钦华校长和他认识的李丹儿老师。
一切叮嘱完，他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剃须刨和针线包给我，说：“别小看这些东西，用得着的！”
然后，他才放心地回去。
……
孩子！在纪念你爷爷的相册里有一张他照自广州海珠广场的照片。你看：照片上的爷爷站在海珠大桥边多神气呀！挺着高高的胸膛、眼神与海珠大桥连成一线越过珠江直视江南，心中似有万般抱负。
这张照片是我在广州读书的第二年——1979年7月16日，爷爷和吴常宽伯伯出差到广州时，由我的同学陈健生为他照的。爷爷于1987年8月26日零时一刻去世（他去世后的两个小时里脸上仍饱含笑容）。这个时间，离他送我到广州读书和照这张照片的时间都不到十年——真叹人生苦短，堪称历史长河之一瞬！
孩子！从文章里表现出来的朱自清的父亲，我的父亲——你爷爷，以及你的父亲——我（诚然，就我而言不仅仅是在文章里），你也许能领悟到：天下人的父亲都对儿女充满着百般疼爱！诚然，有时这种疼爱是刚性的，有时甚至可能很难让儿女接受，但是，谁让天下做父亲的都是男人呢?
我国民朝有位对佛学颇有造诣名叫学海先生的人，后来改号“了凡”，在其六十九岁时写了《了凡四训》给他那曾因一心向善初做三千善事后而喜得的儿子天启。书里说：“……即使命里应该荣耀显达的，也要常作冷落寂寞想；即使时运亨通顺利的，也要常作拂意逆境想；即使眼前衣食丰足的，也要常作贫穷想；即使别人对我敬爱的，也要常作谦和不骄傲想；即使门第高名望重的，也要常作卑下低微想；即使学问很优秀的，也要常作浅陋想。从远一点来说，要发扬祖先的遗德，从近一点来说，要弥补父母的过失，对上要报答国家的恩惠，对下要创造家庭的幸福，对外要救济别人的急难，对内要约束克制自己的私心杂念。天天要检查自己的不是，要改过自新。……”。
我想，了凡先生对儿子的叮咛与朱自清看到父亲送其上京时那弯驼的背影而作文纪念，以及你爷爷亲自送我到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