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处仁、唐恪和周朝三位辅国宰臣屁颠屁颠就跑来了。
跑来之前，王奎安已经悄悄给他们通了信。
于是三个人不约而同在心里将刘彦宗臭骂了一顿。
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见皇帝啊。
这改田为桑是国策，朝廷缺钱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大型商业也是天子坚决要执行的战略。
但百姓死活，也是天子坚决要关注的事情。
所以说啊，这事……
三个人同时一致在想：要找替罪羊了。
这替罪羊倒是好找，下面一捞一大把，唐恪担心的是，真的延缓了改田为桑的政策后，丝绸的生产原料供应不上，他的任务完成不了。
唐恪的任务完成不了，徐处仁的任务当然也就完成不了。
政事堂的任务完成不了，周朝今年的财务账目就不好看，不好看当然要被皇帝追究。
所以啊，这三个人现在不约而同达成了一致：必须改！
当三人到的时候，皇帝正穿着一身白衫，带着帽子，坐在湖边垂钓。
“微臣参见陛下。”
“徐处仁，你给朕说说明州改田为桑的事。”
赵桓的声音平静如水，但徐处仁心中却如履薄冰。
皇帝才二十五岁，但帝王的气息却已经日益内敛，一些情绪也快要到收放自如的地步了。
“回禀陛下，明州山川与平原交接，气候湿润，有田二十万亩，与杭州渡口相去不远，最合适做桑植之地。”
徐处仁从两点来选择了这个地方：一是运输成本上，二是时间成本上。
实际上，唐恪还在明州划定了秀坊，要在那里也建立一个规模不小的秀坊，与杭州的秀坊形成分庭抗礼的局势，这样才有活力。
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非常合理。
至少站在他们这个高度来看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
说给皇帝听，也有足够的理由让皇帝满意。
但是，这政策落下去，便有下面的人为了立功，争先恐后要将事情尽快拿下来。
快到什么程度呢？等不及的程度，仿佛今天这田不全部改了，明天他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
这种现象也是好事，足以说明赵桓领导的新班子做事够积极够快。
但所有的事，不是积极，也不是快，就能办好。
而下面的人办了这些事，态度也没有问题，上面的人还不能随便批评，要不然寒了心，以后谁干活？
所以这中间就需要有人出来拿捏一个度了。
古代也有立项的管理方法，例如北伐的时候，赵桓任命种师道为河北与河东宣抚使，相当于临时组建了一个项目小组，种师道是小组的组长，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权和监督权。
但这种管理方法不常见，至少一些日常的事物上不会用。
赵桓道：“嗯，你说的有道理！”
徐处仁心中微微缓了一口气。
赵桓接着道：“明州百姓告状到东京城了，自古百姓好和事，能够和和气气说话的，他们不会轻易闹事，但凡有口饭吃，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显然是不让人活了。”
皇帝这句话刚说完，谢大海已经急奔而来：“陛下，南方有急报。”
赵桓一只手拿着鱼竿，一只手接过谢大海呈上来的信，看完之后，递给了唐恪。
唐恪一看，当场面色大变。
这正是杭州知府胡玉的信，上面写着明州知州孙良全征调厢军，对明州百姓施行强制售卖良田！
这孙良全是正是唐恪的人，而胡玉则是徐处仁的人。
胡玉在新开头高度称赞了天子的改田为桑的国策，但随即又恶狠狠同批了孙良全仗着有人撑腰，胡作非为！
这个撑腰的人自然就是当朝的参知政事、商部尚书唐恪了。
刚才一起来的路上，唐恪和徐处仁还站在一条线上，打算共同支撑下去。
但现在徐处仁的人，毫不讲情面就一刀子捅上来了。
还站个屁的一条线上！
而且，之前赵桓还私下问过唐恪，这南方的改田为桑的事进展如何。
唐恪说一些都进展顺利，那现在这封奏疏显然是在打唐恪的脸。
唐恪面色微微一变，强装镇定道：“陛下，康王的市舶司那边刚刚已经确定要与日本、朝鲜、三佛齐，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在阇婆、大食，甚至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签订交易，三年之内，需要六十万匹丝绸。交易钱数高达一亿二贯。”
他如此一说，一边的刘彦宗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此钱数，难怪唐恪的人要破不忌惮改田为桑。
丝绸这东西在赵桓登基之前，算是大宋硬通货，但赵桓现在对大宋的金融进行改革，在未来，丝绸会作为最常见的一种商品来售卖，并且随着丝绸产量的不断提高，价格会越来越低。
但是，售卖到海外的丝绸，却卖出了天价。
就像后世的苹果手机，在美国本土的价格，与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丝绸在海外诸国，是贵族的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