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在当天就在奥地利迅速传开了。
在政府官员中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奥匈总参谋长康拉德，他在费迪南大公遇刺前的几个小时就离开了萨拉热窝。他当时在乘坐10点30分抵达火车从萨拉热窝到了克罗地亚，去那里监督军事演习。
午后不久，当列车通过萨格勒布站的时候，雷门男爵，一名骑兵将军走进了康拉德的包厢，告诉了他这个可怕的消息。康拉德乘坐的列车抵达最后一站卡尔斯塔特的时候，官方的电报已经送到，电报正式通告哈布斯堡皇储继承人以及夫人遇刺身亡，行刺者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
康拉德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不像是某个疯子的孤立行动，而是有组织的犯罪。他认为，从效果上看，谋杀费迪南大公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帝国的宣战。这种战争行为，他认为只能用战争来回应。他立刻给在阿尔卑斯山巴德伊舍别墅度假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他是否应该中断克罗地亚的军事演习计划，返回维也纳。皇帝回答说，是。第二天晚上，康拉德乘车连夜直奔维也纳。
康拉德的性格决定他能以冷静好战的态度对待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因为他有和费迪南大公一样的固执。这位奥匈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简直天生就是军人，遇刺的费迪南大公两次帮助他登上总参谋长的位置（1906年和1912年），而且是在皇帝不喜欢他的情况下。可以说是费迪南一手促成了他坐稳了军队第一人的机遇。
多说一句，皇帝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在1911年11月，好战的康拉德提议进攻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是奥匈帝国正式盟友，当时意大利正在和奥斯曼作战，这个建议使得康拉德处境不利。
不过最让他敌视的还是塞尔维亚，他在爆发波黑危机的期间就不断要求同事“彻底的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由于德国的支持，维也纳才抵御住俄国的反对，赢得欧洲对于奥匈帝国吞并波黑的认同。
而塞尔维亚在没能阻止的情况下，从其他地方获得了突破。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奥斯曼大量的领土。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也因为罗马尼亚的参与击败了保加利亚。并且在俄国的支持下获得保加利亚部分新的领土，领土人口增长了近半，同时让塞尔维亚声望大增。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也因为没能干预巴尔干战争而声望暴跌，这不奇怪，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仅信奉民族统一主义，还信奉政治恐怖主义。
当康拉德看到塞尔维亚不仅有能力击败奥斯曼，而且能阻吓奥地利不敢干预时（因为害怕俄国的干预），他开始害怕奥匈帝国已经没有时间解决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的斯拉夫少数民族问题了。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中，众多高官审议了萨拉热窝送来的报告。最后众人一致认为埃皮奎大街发生的多起刺杀行动，似乎都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干的。而这些人都与塞尔维亚国内的黑手会有关联，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阴谋活动的根源是贝尔格莱德”。这句话是外交大臣贝尔托尔德告诉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的话，这句话在未来几周反复被提及。
外交大臣说这话，是因为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临时代办观察到发给他的。他在当地发现得到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后，正在庆祝节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激动的接近疯狂，有人因为太兴奋晕倒在他人的怀里。而且有人说。“我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太久了。”
在这次内阁会议后，大家的意见几乎一致，首相史德格伯爵支持开战，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和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也支持开战，加上外交大臣和总参谋长似乎奥匈帝国高层已经决定开战了。不过有一位高层明确态度反对宣战，那就是匈牙利首相蒂萨。
蒂萨在奥匈帝国里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为人严酷冷漠，虽然话不多但是句句都很有分量。当然给他带着如此权势的不仅是首相这个职务，更多是因为其家族在匈牙利巨大的影响力，更别提匈牙利在奥匈这个二元帝国的地位。其父亲蒂萨·卡尔曼在匈牙利担当了15年的首相职务（1875-1890年），而且哪怕内有担任首相职务后，匈牙利政府许多法令也必须询问他的意见。
事实上蒂萨对于塞尔维亚没有任何的好感，他希望奥匈帝国不要过多的介入到巴尔干南部的事务中。如果奥匈在那里搞扩张，最终只能削弱匈牙利的特殊地位，因为这样会引入更多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最终会让奥匈帝国从二元结构（奥地利人和马扎尔人）转变成三元结构。
而皇帝费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态度则很有意思，他不关心政府使用哪一种政策，而是坚持一个原则，无论政府采取哪种对塞尔维亚的对策，都必须有蒂萨的同意，争取获得匈牙利的全力支持。
在外交大臣贝尔托尔德找到提萨希望他能支持，而这位匈牙利首相告诉外交大臣。自己反对战争是因为塞尔维亚背后的俄国会出兵干预，在没有盟友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向塞尔维亚宣战是不可接受的事。为此蒂萨准备了一份“和平计划”让外交大臣交给德国。
在这份“和平计划”中，其中心是将罗马尼亚、保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