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下诏，凡是北方来的难民，当地官府一律提供粮食，予以人道主义救助，愿意留下的，提供给无主的田地，并且免征租税。
在这条政策的诱惑下，契丹境内（特别是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难民纷纷举家南迁，定居到河北，为后周带来了大量人口和宝贵的生产力。
一年后（952），幽州、莫州、瀛洲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向南迁徙的难民队伍多达几十万人，契丹没有派军队阻拦，任由这几十万人南迁，郭威则利用这次机会，诏令河北诸州予以妥善安置。据统计，之前数次战争中被契丹掳掠走的汉人，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借着这次机会逃了回来。
郭威不费一兵一卒，却取得了后晋、后汉动用数十万大军也没有取得的辉煌成绩。
4，穿鞋的后蜀
后蜀是那一时期罕见的高富帅，与上述诸方势力在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所不同的是，后蜀富得流油，经济高度发达，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也高度繁荣。
史籍记载，“蜀中久安，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一斗米三钱，是盛世的标准之一。在唐宋时期，如果没有自然灾害和战乱，君王也比较开明的话，一斗米的价格应该在四、五钱左右，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而如果能降至三钱，那绝对是太平盛世的标准。
在《新唐书》中，“安史之乱”之前，全国米价是一斗十三钱，算是正常的区间，而山东地区是三钱一斗，反映了当时山东地区五谷丰登、全民奔小康。
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没见过庄稼地，没见过在盘子以外的粮食蔬菜；物质富足了，人民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享受，街头巷尾蹦迪K歌，有事儿没事儿地喝两盅。
据《野人闲话》（北宋）记载，当时的后蜀境内，城市人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的，每年的春夏季节，百姓们竟然还可以旅游；人们的穿装打扮也是富丽堂皇，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全都是穿绸裹缎、环佩叮当；富人们已经玩儿游艇（华轩彩舫）了，驾着游艇在百花潭飙船；诸王功臣们全都有自己的私人园林，奇花异草充溢其中，家家户户都是植物园。
作为首都的成都城，在城头种满了芙蓉花，秋季盛开之时，蔚然如锦绣一般。蜀主孟昶无比欣慰地对身边左右人说道：“成都素有‘锦城’之美誉，今日观之，真乃锦城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孟昶下诏将《九经》刻在石头上，以利于传诵；后来宰相毋昭裔自掏腰包，设立学馆，并请刻印《九经》，以传州县，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告诫地方官“无令侵削，无使疮痍”、“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把这两句话挑出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命各地地方官把它刻在石头上，置于办公桌上，时时警醒。
后蜀终于给了我们一股如沐春风的感觉，在中原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饱受战乱侵袭时，后蜀为我们打造了一片世外桃源。
强盛的后蜀当然进行了对外扩张，趁火打劫，吞并了中原王朝治下的部分领土，把边境推进到了大散关，并尝试着继续吞并凤翔、长安、乃至潼关，曾经雄心勃勃，问鼎中原。然而却在大散关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大散关遂成为双方约定俗成的分界线。
郭威称帝的第二年（952）6月，后蜀遭遇了罕见的水灾，成都的城门都被大水冲毁，数千人流离失所，五千多人溺死，皇家太庙和司天监也被大水冲垮。孟昶下诏赈灾，又派宰相去道观祈祷、去灾区下罪己诏。
自7月开始，后蜀忙于赈灾和灾后重建，就在9月份，边境传来紧急军情：后周在关中地区大量集结军队，请求朝廷增兵援助。
孟昶大惊，急忙派兵进驻利州。走到一半，才得到确切消息，后周是要攻打北汉，不是针对后蜀，虚惊一场。
本年的年底和来年的年初，后蜀境内又遭地震。
后蜀的和平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达，大散关的惨痛教训，大水和地震等灾害，使得孟昶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也就让后周暂时没有了西顾之忧。
孟昶非常享受这种和平盛世，不出意外的，他也“接着奏乐接着舞”，并最终丢掉了江山基业。这是后话。
5，西北孤忠
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刺史郭彦钦贪暴不仁，私自增加赋税，搞得民怨沸腾。
在庆州以北十五里，有座寡妇山，山下生活着一支名叫野鸡族的少数民族部落，羊马繁盛，郭彦钦对此垂涎三尺，于是就故意制造一些摩擦冲突，然后以调解人的身份从中敲诈勒索。
野鸡族民风彪悍，不吃郭彦钦这一套。郭彦钦于是奏报郭威，说野鸡族剽掠商旅，截留贡赋，请求朝廷派兵攻打。
郭威派邠州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率兵亲王，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最高指示：如果野鸡族幡然悔悟，那么依旧给他们赏赐官职、金银绸缎，好言安抚，如果一意孤行，再动用武力镇压。
然而宁州张建武却贪图军功，在一没有查明真相、二没有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