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开出了什么价码？”
“你说什么？”
全神贯注在I-10高速公路与佛蒙特大道交汇处的出口匝道等待通行信号的韩易，没有听清楚车载音响内传来的乔丹-布罗姆利的问询。
“我说，鲁宾斯坦。他要帮你搞定鲍勃-古德拉特，交换条件是什么？”
“啊……”韩易张张嘴，欲言又止。
“律师与客户的保密特权，别忘了，老板。”听出韩易的犹豫，乔丹-布罗姆利笑了两声，“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能信任的人，那就是你每個月花几万美金雇佣的法律顾问了。合同约束、法律保障，我是来帮你解决烦恼的。”
“我知道，乔丹。”韩易清清嗓子，说道，“我只是在思考该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因为鲁宾斯坦，他并没有开口索要任何东西。”
“什么意思？”
“鲁宾斯坦只是跟我说，会帮我约到古德拉特，等我28号再去纽约的时候，跟他见一面，在这位议员退休之前，提早达成一系列协议。”
“你还要再去趟纽约？”
“是啊，VMA，忘了吗？”
“噢，对，差点忘了这件事……请继续，易，古德拉特想要达成什么协议？”
“首先，我要跟鲍勃的儿子，罗伯特，签一份‘特殊顾问’协议。”
“他的儿子叫罗伯特，爸爸也叫罗伯特，他自己……大名还是叫罗伯特。”乔丹-布罗姆利揶揄道，鲍勃本来就是罗伯特的简称，“这家人，一百年想不出别的名字。”
“哈哈，没错，我想这就是家族遗产吧。”韩易向左打了一半方向盘，跟随前车转入佛蒙特大道，“在鲍勃正式退休之前，罗伯特将作为他父亲的替代品，每年从瀚音乐领取53万美元的薪资。”
“听上去还行。”
2009年开始，参众两院的议员，固定年薪为17.4万美元。从这一数据来看，鲍勃-古德拉特下手不算太狠，要得并不多，只不过是其公职收入的三倍而已。
这种退休政客离开国会山，转投K街公司或者大型企业的旋转门机制由来已久。虽然“游说”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受到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会山上都没有成气候的游说团体诞生。
十九世纪，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发生在州立法机关内部，因为联邦政府虽然拥有较大的管辖权，但并不经常处理与经济有关的事务，而且，它的立法工作也不如州政府那么多。那时，游说通常是以“非常谨慎的方式进行”，很少，或根本没有向公众披露。
从1869年到1877年，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即所谓的“镀金时代”即将开始的前夜，游说活动开始逐渐变得激烈起来。那些有影响力的团体，试图说服政府给予更高的铁路补贴，并对羊毛制品课以重税，以保证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与此同时，在内战后忙着重建的南方各州，游说产业更是日益兴盛，各行各业都希望州立法机构将重建款项拨进跟自己有关的领域里，或者开放一些不那么符合传统迪克西价值观的生意以提振经济。
举个例子，在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霍华德就代表彩票公司积极游说州议员和州长，以期获得在州境内销售彩票的，一本万利的许可证。
从1880年代开始，截止大萧条之前，美国社会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进步时代”，各地开始广泛开展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重点关注腐败、垄断、浪费和低效率的陈规陋习。那个时候，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开始批评说客对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腐化作用，公开呼吁加强对游说活动的监管与透明化。1928年，美国关税联盟通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给胡佛塞钱的暗箱操作，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丑闻。关税联盟没有向公众披露他们的政治支出，并且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将两位说客千方百计地包装成“华盛顿记者”支付报酬。
1953年，Uates v. Rumely案开打，具体案情极为复杂，但基本上就是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来调查可疑的幕后游说活动，而作为说客之一的爱德华-鲁梅利不愿透露交易和游说的具体细节。当时，著名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正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领导的最高法院，史称“沃伦法院”，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最高法院，没有之一。
沃伦法院极为广泛而强力地扩大了公民权力、公民自由、司法权和联邦管辖权。通过一系列裁决，沃伦法院为美国带来了“一人一票”、《米兰达法案》、结束种族隔离、承认民权法案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按照《范德比尔特法律评论》的说法，沃伦法院创造的，是一场对美国历史至关重要的宪政革命。
但就是如此左倾的一届最高法院，也没有对游说活动做出有力的限制。他们判决国会调查爱德华-鲁梅利的行为违宪，跟言论自由的原则相悖。而这一裁决结果，算是正式拉开了政治游说行业正规化、公开化、扩大化的序幕。
在新的政治气候影响下，游说活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激增。据估计，用于游说的资金，从每年数千万增加到数十亿美元。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