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怎么回应布罗斯的提议呢？”苏晨好奇地追问。
“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正式回应。”郭伟强回答，“从1975年后，国家大事不断，这个提议就被搁置了。”
苏晨点头表示理解，随后问道：“那么，后来是怎么又接上头的呢？”
“这就得说到1979年了，那一年华米之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你应该也知道的吧？”
苏晨点头称是。
1979年1月1日，《华米建交公报》发布，标志着两国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对抗状态，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篇章。
郭伟强见状，继续说道：“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一系列的经济交流活动随之展开。
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我们应美方邀请，派出了一支三十人的代表团前往米国，考察与‘麦-道’公司的合作机会。负责接待的是张政仲，当时他是该公司的董事副总裁。”
苏晨疑惑地问：“老师，您怎么对这些细节这么了解？”
“因为我就是那次代表团的一员，担任技术顾问。”郭伟强带着一丝自嘲地说，“其实我入选的主要原因是英语还不错，又能提供专业技术支持，适合做翻译工作。
不过，真正关键的人物是老马，他是代表团的技术负责人。”
马祖枫，人们常亲切地称他为“老马”或“马总师”，他是夏国“运十”项目的核心人物。
马祖枫，这个名字就像他本人一样，坚强稳重，如同一座山。
1929年，他出生在江南省的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家里很穷，还亲眼看到过敌机在我国领空肆虐的场景，这让他从小就有了航空报国的梦想。
新夏国成立那一年，他考入了淮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
毕业后，他被派往哈尔冰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参与了几种客机的研发，其中“松花江1号”成功首飞。
1959年，他随一批技术人员前往苏联深造，尽管老师说所有资料都会寄回国内，不用做笔记，但他依然坚持记录下每一堂课的内容。这些笔记后来在夏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依靠他的笔记，当苏联单方面终止合作，撤走了专家并销毁了图纸后，“图-16”轰炸机的国产化工作得以继续。这架飞机后来在夏国被称为“轰-6”，并在后续多年里不断改进升级，成为了夏国重要的战略武器。
即便是在苏晨记忆中的未来，“轰-6”系列仍然活跃在夏国的天空中，承担着重要任务，预计还能服役很长时间。
苏晨也曾参与到“轰-6k”机载电子系统的研发中，并因此获得了高级研究员的称号。
马祖枫所写的笔记成为了一段传奇，被后人传颂。
由于他在大型飞机领域的重要贡献，1970年“运十”项目启动时，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该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
因此，他加入到访问米国麦道公司的代表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苏晨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那，马总师对引进‘d-82’项目有什么看法？”
“他这个人啊，太严谨，太坚持。”郭伟强摇了摇头说。
看到苏晨一脸不解，郭伟强接着解释：“按理说，作为‘运十’的总设计师，大家都认为他会坚决反对引进‘d-82’，毕竟这事关国产飞机的发展。但他却支持了。”
“是吗？为什么？”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的条件是，如果要引进‘d-82’，‘麦道’公司必须分享技术，并且同意与我们共同研发一款新型飞机。”
苏晨恍然大悟，马总师这是想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国产飞机的进步。
正如苏晨所知，在‘运十’的研发过程中，马总师遇到了许多以当时的工业基础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借鉴米国的技术和先进的制造能力，让‘运十’成为一款真正实用且安全的飞机。
从技术角度看，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d-82’是一款双发动机的中短程客机，而‘运十’是四发动机的远程客机，两者市场定位完全不同。如果计划成功，夏国就能拥有覆盖不同航线需求的两款机型。
但是，现实往往比理想复杂得多。马总师的美好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当‘麦道’公司及其背后的米国政府想要限制夏国民航工业的发展，独占夏国市场的时候。
苏晨不禁感慨：“马总师的想法太过乐观了。”
郭伟强点头赞同：“你说得对，‘麦道’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所以这次谈判没有实质性的成果。”
“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发生的事其实挺直接的。“运十”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老马和老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80年9月26日成功首飞。然而，这次成功的首飞反而加速了“麦-道”公司的国内公关活动，连我这个关系不大的“专家”都收到了多次出国邀请，还有些带点利益诱惑的暗示。
苏晨这才明白郭伟强说的“他们没安好心”是什么意思。
他的老师虽然为人忠厚，但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