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
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
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
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
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
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
赣北日军硬是被华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华国军队主力已经后撤。
湘北日军在突破国军两道防线后，华国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
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安静的办公室内，冈村坐在办公桌前，紧皱眉头，眼神疲惫地盯着手中的前线电报。他轻轻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试图缓解一下有些烦躁的情绪。
冈村缓缓站起身来，双手背在身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脚步沉重而缓慢，每一步都带着深深的忧虑。
他必须认真思考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声誉和前途。
继续坚持打下去吗？这个问题一直在他脑海中盘旋。
先不谈最终能否攻下长沙，光是可能因此造成的人员和战争物资严重损耗，他就无法向东京大本营交代。
可是如果没有结果就主动撤兵的话，冈村心里其实是很不甘心的，并且他还很可能因此受到大本营的问责，毕竟帝国的资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冈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
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
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
冈村认为，武汉会战后华国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
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编制1100人，人数相当于中国军队1个团）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编制3800人，略少于中国军队1个师）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来计算。
冈村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华国军队的1个师。
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华国军队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
可是岗村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
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华国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
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
再加上救国军这么突如其来的参战，更加加剧了日军的劣势。
救国军的参战速度之快，对战局的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的出现，让原本一边倒的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让日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一后果之严重，是冈村所不敢想象的。
有了救国军的加入，华国军队的战斗力几乎呈几何级数上升。
原本被视为囊中之物的长沙，如今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攻取长沙的战略目的，此刻已如同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打？还是不打？
冈村非常的纠结！
屋子里，冈村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沉重。
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这些年来与救国军的一次次交锋，每一场战斗都是那么刻骨铭心。
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日本将军们，似乎都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救国军就像一把高悬在日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日军如何强大，都会被它无情地斩断。
每次面对救国军时，日军总是以数倍于对方的兵力优势发起进攻，但结果却总是灰头土脸，损失惨重。
难道日军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