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明隆武二年(1646年)以来，尽管如今的天下大势已经和原来的历史大相径庭，孟浚于苏浙之地崛起，给予清廷重创，可从全局来看，清廷坐拥两京之地，虎据北方，总体而言，清廷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孟浚率军抵达仙霞关后，望关而叹，无奈撤军回师，孟浚随后在衢州府留下韩雄之克武镇，令其一面恢复军力，一面安抚民生，虽然清军不太可能从仙霞关入浙，却也不可不防，而东面的定阳县更是直面江西，虽然一样是道路曲折，但依然需要留兵驻守。
孟浚一脸凝重地看着韩雄，沉声道：“此地乃是战略要冲，望兄能全力以赴，整顿军队，积极备战。同时，还要广招士兵，增强军力。此外，还需致力于恢复当地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恢复民生。”
随后孟浚开始率军回返杭州，而就在孟浚率军回师之际，天下大势又开始了变化。
在湖南，忠贞营溃败后，驻守湖南的何腾蛟惊慌失措，勒克德浑步步紧逼，湖广战局对明军而言，极为的严峻。
而在四川，张献忠率大西军向川北移动，似乎想要收复陕西之地以为根基，清廷则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挥师入陕，吴三桂所部听其调令，准备迎击张献忠。
而在福建，郑芝龙做出了如此愚蠢至极之事，引狼入室！这一举动直接导致博洛所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般越过了仙霞关。
尽管郑芝龙已经下定决心投降清朝，但他心中仍保留着最后的底线。与马得功和田雄等叛徒不同的是，并没有绑缚弘光帝献给清廷邀功，毕竟，隆武帝可是由他亲手扶植而起的！
郑芝龙只是选择了打开仙霞关，静静地等待着博洛亲自率军踏入福建境内，由他动手解决这一切。
而在郑氏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郑芝龙降清，如镇守厦门的郑彩，金门的郑鸿逵，南澳岛的陈豹，以及其子郑森。
此时的郑芝龙一脸烦闷之色的看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只听郑森苦口婆心道：“父亲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郑芝龙闻言怒骂道：“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郑森闻言苦劝道：“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满洲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
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况苏浙之地亦有英豪振臂而起，至博洛狼狈不堪，天下事犹有可为，今天子锐意进取，绝非庸碌之君，父亲当三思啊”
郑森的意思是郑芝龙只是看到一个大概情况，满洲兵马虽盛，但也不能长驱直入。大明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文官权臣当道，最终导致了煤山之变这样悲惨的结局。所以他们得到了天时，得以破关而入。
等到了南京，并不是因为长江失去了防御作用，而是君主非平定叛乱的明君，大臣们又多是平庸无能之辈，即使有天堑也难以依靠。如果郑芝龙能够借助地势的崎岖险峻，扼守住关键要地，那么地利仍然存在，人心也是可以收服的，况且苏州孟浚数破博洛八旗兵，这证明清军不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而且隆武帝看起来也是个明君，希望郑芝龙再好好考虑一下。
郑芝龙怒道：“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必将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郑森见郑芝龙不从言，牵其衣跪哭道：“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父亲当三思而行。”
而郑芝龙见郑森话语愈多，索性拽衣而走，郑森在后泣道：“父亲若降，则国家倾覆，百姓生灵涂炭，父亲可曾心慌”
郑芝龙闻言大怒，骂道：“真不该让你去学那腐儒之学，真迂腐也，我郑家海贼出身，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圣人了”
随后郑芝龙不再理会郑森，转身大步离去，郑森独自一人沉默许久，随后下定决心般，站立起身，出门而去。
而随着清军三路八旗军南下，肃亲王豪格入陕，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入湘，而博洛残部入闽，这三支八旗军可以说势如破竹，战事轰轰烈烈，而在江南腹心之地，苏杭却出现了诡异的平静，江宁的洪承畴只是在抽调各地的绿营进驻江宁，而没有准备继续围攻孟浚的打算。
从江宁出发的清廷招抚使者，那是一波又一波的往苏州赶去，很显然，洪承畴改变了策略，对孟浚暂时由征讨改为招抚，博洛之众在江浙一带遭到重创，这个损失是清廷所无法忍受的，因此征讨的重点则变成了张献忠，何腾蛟，还有郑芝龙。
而清廷在失去了苏松杭三府，而浙江又全境丢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财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