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兄刘寒：
见字如面，一别月余，如隔三秋，愿君无恙。
近来义父愈加脾性愈加暴躁，时而暴怒，动辄杀人，吾苦劝无果，愈加觉得你先前之言有理，然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吾知你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大西军以义聚众，义父与我有恩，吾不能背信弃义，以失立身之本，为天下人耻笑，幸来听闻部下言之，邻水一片和祥，吾闻之深感欣慰与艳羡。
时下局势暂时陷入焦灼，建虏之何洛会围攻汉中两月有余而不得下城，我已向义父谏言，试图说服义父支援汉中，然义父不允，无奈和矣。
义父言，汉中之建虏非当今之大患，今之四川士绅叛贼方是首患，此虽不能苟同，然时下川蜀士绅确实谋划纷纭，义父为之癫狂，吾亦为之困，望兄予以指点，定国感激不尽。
……”
书信写的不算短，刘寒看的也挺认真，不认真不行，用毛笔写的繁体字刘寒看着本来就很费劲，幸亏李定国写的并不复杂，否则刘寒估摸着还得找个翻译，不过有一说一，李定国虽然是流寇出身，这字儿写的确是不赖，至少比他强多了。
李定国的言辞显得很恳切，甚至称呼他为兄长，不得不说刘寒还是有些意外的，毕竟上次相逢也不过是一面之缘，刘寒还臭不要脸的诓骗了李定国的佩剑和不少粮食。
对于当时的预测，李定国大概是不太相信的，可能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印证，才发现刘寒当初的预测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才有了这封信。
至于信中所说的事情，刘寒心里头大概是了解的，毕竟这段时间他可不是天天摸鱼，也没少看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
四川在明末时确是遭到过屠戮，而虽然张献忠替建虏背了这口大锅，但其实张献忠也并不全是冤枉，这厮确实也杀了不少人，而从历史资料来看，屠戮正是从1645年底开始。
至于张献忠屠蜀的原因，资料里众说纷纭，但刘寒认为顾诚老先生的观点最值得采纳，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张献忠既然在四川，建，国，肯定是想在此地长久立足，只要不是个傻子，自然不会对治下的百姓大肆杀戮，否则离心离德失了民心，就是自寻死路。
而之所以发生如此诡异的情况，事实上南明小朝廷要负很大的责任。
四川并不全是张献忠在掌控，在四川的东部，有几个府县在南明朝廷的手里，朝廷甚至还在此设立了云贵总督，总督这官儿，自打开始设立之初，就是文官担任，总督之职执掌下辖行省的行政、财政和军政，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文官毕竟是文官，虽然明朝末年朝廷封的数个总督里也有几个文官能指挥打仗的，但毕竟是少数，对于这些文官来说，调兵打仗不在行，玩儿阴的倒是信手拈来。
届时南明朝廷已然独木难支，知道只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已
经不足以抵挡建虏的攻伐，是以其实已经基本与大西停战，除了暂时处于停战状态外，私下里也与张献忠的大西军有过接触尝试联合，只是双方都各怀心思最终也没谈拢。
尤其是这位云贵总督，他并不愿与大西和谈，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无能，是以他凭借自己在士绅阶层的威望，暗地里勾结大西辖下各州府的士绅，试图通过这些士绅颠覆大西，这招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效果却出奇的好。
张献忠刚来四川时，不论是对士绅还是读书人都很客气，并不是明史里说的四处烧杀抢掠，大部分的士绅都得以保留了自己的财富，但这些士绅都受儒学浸染，一直以沦陷之地的遗老自居，虽然张献忠并未难为他们，但他们却并不怎么领情。
而这时云贵总督的暗中指使，与这些人不谋而合，再加上这些士绅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是不是的闹一闹，搞的整个大西境内一片乱哄哄。
至于张献忠，他刚入四川时对这些士绅客客气气，甚至还下了严令不得骚扰百姓，但没想到这些士绅不仅不领情，还带头闹事，张献忠脾气本就暴躁，被接二连三的士绅动乱刺激之下，终于觉得所谓的读书人皆是负心之人，继而开始对这些人痛下杀手。
这种行为就如同抱薪救火，平了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又起，张献忠的耐性也从最初的只杀士绅，逐渐开始株连，人心惶惶之下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后来张献忠一怒之下竟将成都城内的百姓杀了个干净，爷不玩了，打算继续往陕西老家去润。
刘寒记得前阵子看到这段历史时，他自己也很唏嘘，明末的流寇虽然搞的民不聊生，但如果换位思考的话，这些人其实也都是活不下去才去造反，而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不论是大顺的李自成，还是大西的张献忠，亦或是二人相继死去后，其后继者譬如刘体纯、李过、李来亨、李定国、邓文龙等将领，在民族大义之下，都毅然决然的扛起了反清的大旗。
刘寒只恨那些朝廷的阴谋家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将一盘勉强还能下的棋给下的稀巴烂，‘诸臣误朕，文官皆可杀’，对此朱由检同志深有所感。
只是历史就是历史，刘寒虽然深入其中，却发现现在的他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即便知道这是朝廷里的文官在搞事情，他又能如何呢？即便他将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