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10日—17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对于国民党左派来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作出了很多决议，最主要的决议是：取消主席和总司令的职务，实行集体领导，新设立集体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换句话说，取消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将他的权力分散到各个委员会。同时强烈要求汪精卫别休假了，赶紧回来当党和政府一把手，位置都给你留好了。192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新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按照左派的安排，蒋介石将逐步被剥夺权力，然后边缘化，再无出头之日，很显然，蒋介石不是这么老实的人。
1927年3月上海南京先后光复，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很早之前，老牌革命家鲍罗廷就担心，一旦蒋介石进入东南富裕地区，有极大可能会和帝国主义或者他们的走狗买办阶级混在一起，这家伙已经隐约成为右派的新首领，不得不防啊。防什么呢？防蒋介石获得融资的渠道，鲍总控制蒋介石的绝招就是苏俄援助，一旦蒋介石获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援助，枪口还会对准帝国主义吗？那妥妥对准苏俄和左派啊。
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斗士，鲍总当然明白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得知3月21日上海起义成功的消息，武汉政府立马派出外交、财政、交通三个部长奔赴上海，上海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全国最有钱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老巢（租界集中区），准备全面控制上海，隔绝蒋介石和走狗们勾搭的空间。
3月23日，南京被攻克，武汉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程潜组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程潜为主席，整个委员会共11人，基本都是左派，江苏是沿海富庶省份，也不能落在蒋介石手里。
3月27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命令上海及江浙所有机关单位，财政税收事项只能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办理，其他一概不认，很明显就是防蒋介石伸出手来。
蒋介石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吗？显然不可能，他好不容易获得摆脱苏俄控制的机会，就是死也要抓住，未经武汉国民政府允许，频频会见上海滩的金融大佬。
关于他具体的表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总结的非常好，直接放出来：蒋在上海，帝国主义只看见他一人，不见有中国国民党及中央政府，外交、财政、交通都被其破坏。
蒋介石获得上海流氓以及土豪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在上海滩一文不值，蒋总司令的说话才好使。
蒋介石呆在上海的目的已经非常赤裸裸了，武汉政府急眼了，要求蒋介石立马离开上海，呆到军队里别动，在4月5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废除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企图用政府权力削弱蒋介石的军权。
当然，左派还没有天真到认为一纸命令可以束缚蒋介石，早就做好两手准备，在1927年3月下旬，命令程潜伺机抓捕蒋介石，程潜回答倒是干脆：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先生。其实程潜即使执行了武汉政府的命令，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的两个心腹手下杨杰和贺耀祖已经拜倒在蒋介石的银弹之下，还咋个抓？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掩饰了，他也拉拢过程潜，明确表示即将清党，希望程潜能支持他，被程潜同样拒绝了。
虽然武汉政府对蒋介石做了两手准备，显然这两手准备都太轻飘飘，压根就对蒋介石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既然已经决定收拾蒋介石，就应该集中全部力量迅速搞定他，实际上，武汉政府在两手准备失败后，就没有考虑对付蒋介石了，反而准备将全部力量继续北伐，并准备在4月5日誓师。
此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分成两伙人，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程潜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准备4月5日继续北伐就是这群人，另外一伙人就是占据江浙的蒋介石和桂系，这伙人现在按兵不动，正在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的事情。
如果打开上帝视角，就会发现很有意思，3月31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开会，认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矛盾属于内部矛盾，还属于那种不太重要的内部矛盾，只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就可以了，认识出现严重偏差，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革左派和共产党的命了。
4月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准备4月5日誓师继续北伐。
4月4日，程潜从上海回到武汉，通报了蒋介石准备清党的消息，另有消息灵通人士递消息过来，说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南京另立政府了，武汉政府一下子慌了，还北伐啥？都后院起火了，4月7日，大伙开会到深夜，决定迁都南京，看蒋介石还敢有啥不二之心？
当然，武汉政府也不是小白，知道兵马先行的道理，计划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进驻南京，4月9日，第四军都已经装船了，顺江而下就到南京，后来吴玉章说，如果第四军真的到了南京，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