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那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往事。
当年苏联作为天使投资人，看中了国民党，为国民党注入重资，还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扶持国民党一路成长，从一个广东的小政党，迅速成长为具备北伐全国的最强实力派，打的各路军阀望风而逃，就在一帆风顺之际，这时候蒋却背叛投资人，转投了英美列强的怀抱。
中东路事件后，中苏正式断交，蒋带领的国民党和苏联越走越远，曾经的同志友谊彻底消散，从此成为天涯陌路人。
不过风水轮流转，世事无绝对，当日本人的野心充分暴露出来以后，中苏有了共同的敌人，这才有了再次合作的可能，在利益面前，耍脾气那是小孩子干的事情，牢记仇恨是幼稚，携手合作才代表成熟。
1932年12月，蒋派人和苏联谈判，两国迅速恢复邦交，1937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式支援中国抗战。
抗战之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婉转曲折，很难简单说清楚，不过有一个人的经历，可以近乎完美的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这个人叫蒋经国。
那时候的中国贫穷落后，出国留学是一件很潮、很时髦的事情，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辛亥革命前，日本是国内留学生的首选地，那里可以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
五四运动后，革命圣地法国成为留学生首选，这里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我党部分精英在围观了法国工人运动后，感悟深刻，回国以后活学活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大革命时期，苏联成为最时髦的留学地，这里有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还是新鲜的，看得见摸得着。
蒋当然也动心，1925年10月，他把16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让他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当得知蒋经国后来还加入共青团后，蒋是非常开心的，写信勉励他，要以共产主义为事业，表示“我虽然未加入共党，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虽为父子，但在革命上，我们却是同志，为父甚至满意。”
自北伐之后，蒋的名声大噪，蒋经国在苏联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斯大林曾安排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题目叫“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演讲结束以后，山呼海啸般的乌拉，让年轻小伙的内心无比激动，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认定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7年4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蒋在上海杀了一大批革命者并且驱逐苏联顾问，这一操作让苏联人惊呆了，蒋经国则是一脸懵逼。
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干，但是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马上组织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还在苏联报纸上发文谴责蒋：他虽是我的父亲，但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就在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革命的敌人！
在危机关头和父亲一刀两断，这是保命的唯一法门，小小年纪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这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睿智的枭雄之风。
苏联人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不过老江湖们世面见的多了，懂什么叫权宜之计，几个月后，在一次秘密鉴定中，苏联人给出的结论是：“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蒋经国以退为进，申请回国遭到驳回，掉头就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学习，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苏联共党候补。
1931年，因为公开和王明唱反调，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农场劳动改造，1932年，王明觉得西伯利亚可能更适合点，于是蒋经国被送到西伯利亚，在那个苦寒之地当矿工。
到了1932年11月的时候，蒋经国可能服软了，被安排到一所重型机械厂当技工，表现不错，当上了厂长助理，由于文笔出众，还当上了当地《重工业报》主编。
这个时候，蒋经国才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还抽时间谈了个恋爱，1935年，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无时无刻不想回国，同时他明白，在国民党和苏联关系没有缓和之前，这个想法纯属做梦，就凭老父亲干的那些事，苏联人还能让自己活着，已经算是很仁慈了。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继续表忠心：如果有机会碰到老父亲，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
蒋经国在苏联的这些遭遇，蒋基本无从得知，1928年7月的时候，在得知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从苏联回来，他赶紧叫过来问了一下，后来的消息，只能从报纸上得知了。
蒋非常明白，自己甩开投资人的情况，实在过于恶劣，苏联人是不会原谅自己了，儿子的小命就像那飓风中的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
得知儿子的处境后，普通人肯定伤心欲绝，但蒋是一代枭雄，懂得安慰自己：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有的时候还说”国民皆为吾子”，要家干什么？要儿子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