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初期，针对当时联盟国内，尤其是联盟文化界、科学界所出现的一种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制度的思潮，联盟发起了一场由斯大林同志亲自作出指示，由日丹诺夫同志指挥部署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批判运动。
作为联盟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维克托对当时整个运动的发起与发展记的非常清楚，它的起因就是联盟医学科学院第一书记巴林在访美期间，得知美国人非常看好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科柳耶娃和罗斯京两人研发的一款抗癌药，于是，这位书记同志本着苏美友好的关系准则，直接将两位院士的研究手稿和药品样本送给了美国人。
这件事传回莫斯科之后，直接引的斯大林同志暴怒，于是，巴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后，直接被扣了个叛国罪的罪名，投进了监狱。
同一时间，自认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大功的犹太人团体，也在联盟内部积极活动，他们与美国的犹太人团体联合在一块，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共和国。当时，文化界内的一些同情犹太人的文化工作者，就拿出世界主义的概念，作为支持犹太人团体的一个依据，他们认为人首先应该是世界的一员，然后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一员。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应该受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制约，而是应该以解放和帮助全人类为己任......
于是，随着卫国战争结束之后，苏美关系的迅速恶化，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便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世界国家和世界公民的口号，剥夺其它民族独立权力和传统文化，反对国家和民族主权的阴谋伎俩。
时至今日，再去谈反对世界主义是不是正确，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毕竟就连提出世界主义、世界联邦这一概念的爱因斯坦本人，都已经在几个月前病逝了，而在这里之所以重提这个话题，目的就是表明一点，即：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团结统一的，哪怕是以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口号的联盟，也并不是真的没有国家立场和民族划分的。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莫斯科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联盟的利益；华盛顿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而北平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中国的利益。
或许有人会道德感爆棚，总认为正义和公理很重要，认为所谓的公平、公正、公理是部分民族和国别的，加害者永远都是加害者，受害者永远都是受害者，所以，加害者就该受到谴责，受害者就该受到同情。但说到底，难道正义和公理就真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别了吗？这种想法是不是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了？
回到联盟东进这项国策上来，作为一个地缘横跨欧亚两洲，军事力量世界排行第一，手中掌控着大量核武器，在东欧部署着百万大军的强大国家，联盟的任何一项国策变更，都会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别说是联盟了，就连后世的阿三哥，它每年的军费开支调涨上一两个百分点，都能在南亚地区引发轩然大波，而与之相对应的，作为阿三哥的邻国、宿敌，中国的军费开始调涨上一两个百分点，新德里就会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发出刺耳的尖叫。
什么叫地缘政治？这就叫地缘政治，它告诉每一个国家，其国家整体实力越强，其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便越大，而联盟的东进便是如此。
欧洲从联盟的东进政策中看到了利益，因此他们欢欣鼓舞；美国从联盟的东进中感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在想方设法的制止；中国即从联盟的东进中感受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潜在的利益，因此，北平既希望能够从联盟的东进中得到一些好处，又希望能够在地缘政治中，对联盟施加一些约束。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整个西太地区迅速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其所带来的改变，必然是迅速的，也会是深远的。
从八月底开始，围绕着联盟的东进政策，整个国际格局都在迅速发生转变。
不出意外的，马林科夫在八月底的北平之行中，未能收获到足以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苏中双方虽然在政府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洽商，但最终并未能达成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莫斯科以十二个项目为诱饵，试图拉拢北平，在海南岛设立长波电台的计划，也被北平方面正面拒绝。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美关系在国际社会未曾察觉的状态下，悄无声息的建立起来。
九月初，在联合国的一场会议上，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突然提出，联合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代表席位问题，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应该再次考虑向北平发出邀请，以恢复中国大陆地区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尽管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建议，未在大会上获得更多国家的赞同，但一个简单的信号却已经发了出来，若是结合此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那一番说辞，任谁都能体会出来，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