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出去好一通嘀咕，老尤这才恍然大悟，啧啧称奇。心说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学者，这回可是领教了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什么叫意在言外。 要想明白汪中的这番话，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经学”。经学严格的说就是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而经书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具体而言则是专指《十三经》。 话说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宋元以来的学术弊病，以顾炎武为首的学者痛恨明代浮薄空疏的学风，力求经世致用，秉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宗旨，力倡求实的治学精神，讲求“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的治学理念，开清初古学之端。 所谓的昆山顾宁人氏，就是顾炎武。对汪中影响最大，他一直所秉持的就是顾炎武的治学精神。 “德清胡朏明氏”和“太原阁百诗氏”分别是指胡渭和阎若璩，这两人对《河图》、《洛书》化及《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冲击了传统经学所固守的陋说，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为新一代的学术产生开辟了道路。 至于“宣城梅定九氏”和“元和惠定宇氏”就是指梅文鼎和惠栋，这两人精与专，则正代表了清代朴学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清代学术的初步确立。 “休宁戴东原氏”就是大学者戴震，赵新之前在广州遇到王贞仪时讨论的那本《勾股割圆术》就是此人所著。戴震集前人之大成，既精通文字、音韵、测算、典制等考证之学，讲求故训明则义理明，并将此作为通经明道的途径，又重视＂明道＂的必要性，于晚年致为于义理的探索，不断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繁荣。 后世中国人常常讲的国学，其实只是汉学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具体上溯到清代，就叫“朴学”。 汪中的言外之意就是，兰学算个屁！那些倭国所谓的“学者”，在经学大家面前连萤火虫都比不了，上述六人里随便找出一位都能灭了他们。只有秉持正确的治学精神，以经学作为明道的手段，义理通则万法通。 其实汪中对林子平个人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有些佩服，不过眼下北海镇的局面蒸蒸日上，地盘越来越大，武功是强盛了，可这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在汪中看来，如果赵王任由林子平为首的岛国学者做大，那以后北海镇的话语权岂不是要沦落到倭人手里？泱泱华夏义理之学地位何在？这才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汪中回家后连晚饭都没吃，左思右想，最后大半夜竟直闯赵新家，说要给江南的好友后辈写信，招揽他们来北海镇效力。 汪中说你不就是想要搞勘测的人吗？我认识啊！爱好算术的我也认识啊！ 赵新一听十八世纪的带清还有这类人物，连忙就问是谁。汪中噼里啪啦一说，赵新的心一下就凉了一半。 其实赵新大致明白“义理之说”的道理。可问题是中国文化太讲究“形而上”的感觉了，意境倒是够了，可话都是在言外，就是不好好说。 而自然科学跟经学背道而驰也好，殊途同归也罢，必须要把意思落实在文字里才行，容不得半点儿含糊。这在经学大家的眼里就落了下乘，成了日用百工才需要的东西；乃至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沦为“匠户”，为士人阶层所看不起，最终导致断代失传。 古人说庐山瀑布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意境是够了，可问题是自然科学不能允许这么搞，秀峰瀑布实际只有105米高。 一个关键部位的螺丝，到底要拧几圈才算到位？你总不能告诉学徒说自己凭感觉看着办吧？ 北海军制作的大炮部件，每一个都要精确到毫米甚至更细才行，这根本不是凭感觉就能造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工匠要是讲意境，赵新一指屋内博古架上的玉器，那玩意可以。 汪中听了赵新的话，沉默半晌，说这都不是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事能不能做。 赵新的答复是当然可以。他说我原先是顾虑这些人不会来，所以才没有请。你容甫先生能来并且留下来，我已经是如获至宝了。而且我知道的人肯定没有你容甫先生认识的人多。 一番恭维之下，汪中满意的走了，赵新说的口干舌燥，头大如斗。 汪中说干就干，效率极高，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他就写好了二十多封书信。赵新话都说出去了，只好让北海一号在给射阳湖那边送货的时候顺便带过去，又安排王长生和几个手下把信送到每个收信人的府上。 汪中是满意了，他甚至还打算亲自跑一趟射阳湖，与被他邀请来的人面谈。 于是，一场波及了半个江南的文会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到最后甚至连满清朝廷都被惊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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