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蜀书刘焉传》
在刘焉之前，益州有黄巾支党马相、自称“天子”，割据3郡（益州郡、犍为郡、巴郡）僭号自立（188）。
益州崇山峻岭、易守难攻，又是边境地区，是极为合适的割据之所。
地缘的封闭性，恐怕是刺激刘焉割据的重要导火索。
（2）荆州牧刘表
刘表与刘焉类似，入主荆州后，也效法僭主，开始逾越礼制，甚至郊祀天地（帝王专属）。
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后汉书孔融传》
刘表野心最盛的时候，还与刘焉相互揭发，称对方谋逆，乃至兵戎相见。
实际上，双方为1丘之貉，均是僭逆罪臣。
有趣之处，是昔日刘表在中土，砥砺自持，经明行修，是非常典型的儒学名士，有“8顾”之称。
（表）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8顾”。--《后汉书刘表传》
但在刘表远离中土，进入长江流域后，便从昔日的党锢名士，逐渐堕落为“自守之贼”。
刘表乍前乍却、阳奉阴违，周旋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还美滋滋地自诩“内不背汉室、外不背袁绍”。已经完全看不到昔日的影子。
（刘）表达（邓）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大义也。”--《汉晋春秋》
刘表心态的转变，恐怕是因为离开了中原腹地，不再受到皇权的影响，因此前后判若两人。
（3）扬州牧刘繇
刘繇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
按理刘岱尊奉汉室，刘繇应当亦如是。
不过在出镇扬州之后，其心态显然发生了变化。
在扬州刺史任上，刘繇1方面交结孙策、1方面抵御袁术，完全是1副割据者的派头。
而孙策与袁术更加亲近，最终替袁术攻伐，刘繇败死。
在刘繇统治扬州时，众人曾推举太史慈为扬州的军事长官，但刘繇却1口回绝，还说“太史慈名望不足”。
或劝（刘）繇可以（太史）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即慈），许子将（许邵）不当笑我邪？”--《吴书太史慈传》
这实际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
刘繇的本志，大约是想擅权自立。
因刘繇谢幕甚早（197），无法完全知晓其政治立场。
不过从他在世时的行为来看，也委实谈不上什么汉室忠良。
如果从地缘角度解释，无疑是因为远离中土，受到的“皇权桎梏”大大减弱的缘故。
在群雄割据的舞台上，存在着1条以“地域”为核心的暗线。即皇权的影响，随着以洛阳为中心的辐射、而逐渐减弱。
这种规律不仅作用于外姓军阀，也作用于汉廷宗室。其实因为宗室挂着“汉皇后裔”的名号，割据起来，反而更加心安理得。
随着地域的偏僻化，宗室们的忠心程度也便逐渐弱化。
身在两京、侍奉天子的宗室，诸如侍中刘艾等人，完全是“大汉纯臣”的模样。
身处关东腹地的宗室，如刘岱、刘宠、徐州时期的刘备等人，则是表面尊奉汉室。
至于远在边境的刘虞，与雄踞长江的刘繇、刘表、刘焉诸人，对汉廷的态度则相当淡漠，更多是在谋求割据。
如果考虑到刘虞与刘焉还曾经出任过宗正，那地域的影响也便更加显著。
其实从刘备的履历变迁中，便可以清楚看到“地域”与“忠诚”之间的关系。
刘备在建安5年（200）以前，在河北、中原、淮泗地区活动，1直打着“尊奉汉室”的名目。甚至叛逃徐州时，依然不忘“奉天子诏”，始终自诩汉廷忠良。
但在刘备出走荆州（201-208）以后，远离了中原的风土影响，再加上刘表的潜移默化，便很少再提及“奉迎天子”之类的话语了。
除了建安7年（202）发动过1次北伐战争，之后1直长期蛰伏，重心反倒放在“招揽英才、谋立大业”上面。
在刘备割据益州（214）之后，因为距离中土更加遥远，已不再受到名教的钳制，便连最后1点儿忠孝之心也看不到了。
建安2十4年（219）川兵在汉中大破夏侯渊，刘备志得意满地给献帝上表，口气极端猖狂。
其人不仅自封“汉中王”，还在拜表结尾，退还汉廷印绶，从此不再以“汉左将军”自诩，而是正式宣告独立。
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群臣）依假权宜，上臣（刘备）大司马、汉中王……若（献帝）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备）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刘备上汉帝表》引自《蜀书先主传》
中土的刘备、荆州的刘备、益州的刘备，都是同1个人。
但身处不同地域环境，其人也便滋生出不同的心态。
其实刘备的人生缩影，是东汉宗室、汉末军阀乃至历朝末世枭雄的高度概括。
皇权的力量，依托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因此在王朝末世、政道衰阙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