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冬，我从部队退伍时，家里已经分田单干好几年了。当时的农村除了从集体劳动变成各家各户的单干以外，没有什么变化。多数人家是几家买一头驴一起耕地，少数几家有手扶拖拉机，我们家兄弟四个，老大有个手扶，老二也刚结婚没几年，我父母加我和四弟，有个骡子车，几口人一起种地一起收。 农村政策说是解放了生产力，但实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了的生产力，除了还种那几亩地以外，也没别的工作可做，经济收入还是以种粮为主，麦子3毛钱一斤、玉米2毛钱一斤，一年的收入也见不到几个钱，全乡就一个服装厂，都是以前有头有脸的各级干部子女才能去，每个月有1百多块钱，我们村地多点，还有一千多亩苇田，比别的村要富裕一些。 在我眼里分田单干，和生产对时相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天三顿饭都能够吃上白面了，生产队的时候，基本上天天吃棒子面饼子，白面馒头都是过年过节、麦忙收秋的时候才能吃到，我家里孩子多，平时要要赶上吃一回馒头，也顶多能吃上一顿，剩下的馒头都要留给我爸吃。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就那样，说不上条件紧也谈不上多富裕，我当兵时每月有11元津贴，到年底还寄给家里30块钱，家里回信说：“寄来的30块钱，能买一袋化肥。”所以我的退伍费150元，到家就都交给我妈了，手里只剩11块钱，从邢台给我对象买了件上衣，韩文高兴的都不舍得穿，等我们结婚后，都小了，穿不得了。 农村和家里就这个状况，也没啥意思，回来几天后我决定到外面闯一闯，我找到赵刚跟他商量说：“我有一个山西的战友，说他们那到处都是煤矿，咱俩到山西去掏煤，一年可以挣两千块钱，你去不去？”他看看我想了想说：“咱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掏煤要是砸死了，那不白活了？”我说：“看你那点儿出息！” 又过了些日子，我有个朋友叫林强，是村北六间村的。他找我说：“BJ有个校办工厂，招人干活，一天3块钱，管住，但得自带粮票，有食堂，吃饭一天有一块钱就够，你去不去？”我说：“要不也没事干，多带一个人行不？”他说：“可以，你找一个，我也找一个，还是个伴。”就这样我找到赵刚，这回他听说是去BJ，便同意了。我们骑车到宝池车站集合，二强说有事儿过几天再去，他把他好友文生带来了，他跟我介绍说：“这是我好哥们文生，你们仨先去，过几天我就到。天挺冷的，你们到那注意点！我先回去了。”说完他就走了。 就这样我们仨坐公共汽车，多打个货票把自行车放车顶上，就一路到了BJ，按地址找到了BJ54中校办厂。工厂是生产厨房用具的，是那种大机关食堂用的蒸馒头的锅炉、烟筒、还有锅屉，挺大的那种，我们仨的工作就是往做笼屉的铝板上钻眼，一天八小时也不累，吃的也挺好的，早上油条豆浆，中午和晚上米饭、大饼、炒菜，两毛钱一份，住大通铺，还发手套和洗衣粉，工作真不错！可干了十几天，吃饭用的粮票没有了，我们仨就我带的是全国通用的粮票，退伍时发的，他俩带的天津粮票在BJ根本用不了，这些天都是用我的。 我们仨听厂里人说菜市场有卖BJ粮票的，下班后我们就到菜市场，找半天也没找着卖粮票的，我说：“咱溜着到别处看看，有卖的吗？ 走一会儿看见路边有一个粮站，我跟赵刚说：“你进去问问这卖粮票不？”我和文生在门口等着。赵刚还真进去问了，粮店里一个40多岁的妇女，斜着眼，一幅看不起人的样子，拉着当地特有的长音叉着腰说赵刚：“跑粮站买粮票儿来了？亏你想的出！”把赵刚给赶了出来，我们在路上走老远了，气的赵刚直骂：“不卖就不卖得了，还那样说话，这小婊子真难揍！”我和文生看他那样，笑得直不起腰来，过好几天还拿那话逗他：“跑粮站买粮票儿来了？亏你想的出！”后来我才知道，这卖粮票的，都是偷着卖，我们仨这样明目张胆的找，谁敢卖你。 晚上下班了，我们三个在大街上溜达，大街边上有个小酒馆，多贵的、多便宜的酒都有，你买一两、二两的都行，就是不卖菜，北方的三九天本就很冷，再加上下着大雪，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恨不得给你划下三道肉儿，给我们几个冻得直跺脚，文生说：“要不咱喝两盅？暖和暖和咋样？赵刚和我都说：“也没菜，有啥喝头？” 酒馆的人说门外路边有卖的，我一看路边有一堆人，都穿着大皮袄，搓着手、跺着脚，嘴里呼呼的往外冒白气，有个小贩招呼我们仨说：“还喝点儿啤酒吗？”我听着他们说话就打冷颤，我自己小声嘀咕：“这么冷谁还喝啤酒？”那个卖小菜的跺着脚接过话说：“你呀！不懂享受，没这个雅性！”我偷瞄了他一眼，心里想着：“你有雅性，冻死你个蛋操的！” 文生在路边买了一碟咸萝卜丝，要了五毛钱的酒，我看他那扭扭捏捏喝酒的样子，想起中学课本里的孔乙己。我不耐烦地跟他说：“你快点！要不你自己慢慢喝，我俩到前面商场等你。” 他一看我俩没人陪他，紧吃一口萝卜丝，把那五毛钱的酒一仰脖喝了，双手插兜，哆嗦着就跑过来了。进了前面的商场，里面明晃晃的，卖啥的都有，什么样的人也都有，外地的、外国的，刚一眨眼的功夫，文生问我“赵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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